鑒於很多奪了權的地方造反派不會管理經濟，工農業生產問題甚多，人民解放軍在支持造反派奪權的同時，也協助他們抓農業和工業生產。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的信》，號召廣大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認真地抓革命，促生產，動員一切力量，立即為做好春耕生產而積極工作”，並建議“人民解放軍當地部隊和各級軍事機關大力支持、幫助春耕生產工作”。按照中央的這一指示要求，中央軍委於2月23日向各軍區、軍種、兵種、學院、各總部發出了《關於軍隊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產的指示》，號召全軍官兵發揚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的光榮傳統，積極協助駐地農村人民公社和各級領導幹部，抓好春耕生產。要求各省軍區、軍分區和市、縣武裝部，把抓好春耕生產作為目前工作的重點，協助當地領導機關和農村人民公社，開好春耕生產會議，具體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實；要求各級人民武裝部門，動員全體民兵成為春耕生產中的骨幹，充分發揮民兵組織生產突擊隊的作用；
要求各地駐軍不失時機，以勞力、技術力量大力支援農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產，對破壞生產的活動，要協助地方專政機構，堅決給予打擊。這個指示下達後，全軍積極行動起來，采取定點掛鉤支援和普遍支援、定期支援與臨時陸突擊支援相結合等多種形式，支援了農業生產。
1967年3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軍委收電》上批示：軍隊不但要協同地方管農業，對工業也要管。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批示，發出了《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宣布了中共中央關於“人民解放軍大力協助地方，支持工業生產工作”的決定；又賦予了人民解放軍支工的重大任務。
除了支左、支農、支工外，人民解放軍還進行了軍管、軍訓。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廣播電台問題的通知》，規定“革命群眾同那些控製廣播電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鬥爭”的“廣播電台，一律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管製”，軍隊由此開始執行軍管任務。1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關於保護糧食物資倉庫和監獄等問題的規定》，提出：一切重要的糧食和物資倉庫、監獄以及其他中央規定必須保護和監視的重要單位，都要立即派出軍隊，實行軍事管製。1月2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關於民用航空係統由軍隊接管的命令》，決定；民航總局、各大區管理局、省（區）局、航空站、指揮勤務保障體係、機場和飛行學校，一律由軍隊接管；接管工作由空軍組織實施；在軍隊接管後，民航係統的“文化大革命”，按軍隊係統的安排、作法進行。至2月間，中共中央又先後決定：凡是對運動領導發生困難的地區，各種檔案和機密資料一律交軍區代為保管；國際旅客聯運列車由人民解放軍維護秩序；北京市公安局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接管，市公安局所屬機構派軍代表，實行軍事管製；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由革命領導成員、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三結合共同組成生產建設兵團文化革命委員會領導，實行軍事管製。以後，軍事管製的範圍又擴展到國務院一些部委、一些省市自治區及重要的工礦企業單位，如國防工業部、國防科學技術研究院、長江航運局、陝西、新疆、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等省區都由軍隊接管。根據周恩來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軍事管製的具體規定是：（1）軍事管製的範圍主要是“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或者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單位，“或邊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碼頭、鐵路局、海港），或專政機構，或機密要害部門，或國防企業事業單位，國防工廠、倉庫等單位”；（2）軍事管製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建立軍事管製委員會，一種是派軍代表，必要時可以派軍隊；（3）軍事管製地區的最高領導機構為當地最高軍事機關和其他軍事機關派員組成的軍事管製委員會，全權“負責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最高指示”；（4）各級軍事管製委員會受上級黨委和軍管會的領導，同時領導下級黨委和軍管會。
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入通知說：“毛主席在最近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時，向林彪同誌多次提出：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駐京部隊派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經驗很好，很有成效，應當在全國推廣。”“中共中央、國務院委托中國人民解放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從現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幹部和戰士，分期分批地對全國大中學校的革命師生，普遍進行一次短期軍政訓練。”“政治訓練內容，主要是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語錄”。“軍事訓練，要進行必要的隊列訓練，重點是單個到連的隊列動作。”“訓練辦法，由各軍區、省軍區分片包幹，派優秀幹部和戰士到革命師生中充當排長、連長、指員導、營長、教導員、團長、團政委，負責軍政訓練。每期軍政訓練時間為半個月到20天。”軍隊從此開始執行軍訓任務。1967年2月19日，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2月18日《關於五所高等院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於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報告》作出批示，決定“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20無”，“黨、政、軍、民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20天”，從而擴大了軍訓的範圍。3月7曰，毛澤東又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作出批示：“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次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毛澤東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學的材料，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此後，人民解放軍除支左、軍管等外，又增加了軍訓的任務，進一步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3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一係列批示、指示，作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決定指出：為了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階段形勢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賦予軍隊的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項重大任務，軍委決定：一、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暫告一段落。除了照顧戰備、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視情況抽調1/3、1/2，甚至2/3的人員，立即投入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工作。這些單位究竟能抽調多少人員，何時開始，由各總部、軍兵種黨委討論決定。二、各院校、文藝團體、體工隊（包括各軍區所屬的這些單位），可在整風告一段落後，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作為這些單位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步驟。這樣做，既可以增加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力量，又可以使這些單位的人員，更好地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向工農群眾學習，促進思想革命化。
這些單位的整風何時結束，能抽調多少人員，何時開始，由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黨委討論決定。三、各總部、軍兵種（包括在北京的所屬院校）抽調的人員，由總政治部統一分配、使用。駐各軍區所在地區的院校抽調的人員，統一由各大軍區、省軍區領導、調配和使用。“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從1967年開始，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大批指戰員參加“三支兩軍”工作。全國各級革命委員會相繼建立，軍隊幹部成為多數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居於核心領導地位。全國省、地、縣三級也成立了支“左”領導機構（如支左領導小組、辦公室、指揮部、聯絡站等）；
縣以上企事業單位和大、中、小學校都派了軍宣隊或軍代表；公安、法院、運輸、電台、報社、銀行以及機要部門都實行了軍事管製，廣大工礦企業和農業得到了軍隊的援助和支持。“三支兩軍”人員直接領導和組織了駐地或所在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在“全麵奪權”、“革命的大聯合”、“革命的三結合”以及“鬥、批、改”等重大事件中都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