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經過在京的軍隊領導幹部的認真討論，“七條”很快修改成“八條”。新增加的第八條的內容是：“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同時，第五條修改為：“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
1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審閱了修改稿。在修改稿上，毛澤東又將第五條的“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修改為：“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同時，將打印稿上的“所定七條，很好，照發”的“七”字改成“八”字，變成“所定八條，很好，照發。”原落款的“一月二十六日”的“六”字，改為“八”字，變成“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天，軍委《八條命令》發出。軍委辦公廳在通知中要求廣為張貼，並要印成材料，做到每個指戰員人手一份。
上述考察說明，《八條命令》是徐向前首先提出的，是葉劍英、聶榮臻、陳毅、楊成武等軍隊領導人共同討論的，是得到毛澤東、周恩來支持的。這是曆史事實。同時，林彪也是參與製定《八條命令》的。這也是曆史事實。林彪為什麼能參與製定《八條命令》？怎樣評價林彪的這一行動？這是我們在研究《八條命令》產生時不能回避的問題。
首先應該看到，《八條命令》的基本思想——
穩定軍隊——並不是林彪的一貫思想。早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伊始，林彪就在軍隊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彙報會上，提出要“大鬧”，“大升一批，大罷一批”。當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和全軍文革小組為穩定軍隊采取了一係列措施時，林彪卻於10月5日發出《緊急指示》，搞踢開黨委鬧革命，在軍隊係統以至全國造成極大的混亂，影響十分惡劣。就在徐向前“闖宮”的前一天，即1月23日，林彪還在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講話一開始，他就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一場不拿槍的全國性的大內戰”，認為這是“大快人心”。
林彪還鼓吹說：“文化大革命”“有各種各樣的對家，有各種各樣的程度，必須要有各種各樣的鬥爭方式。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貼大字報，有的一般的開會批評。取消這一種方式，隻要那一種方式，就不能適應各種各樣的情況。”有些方式，如搞‘噴氣式’……對有些人。
就得用這個辦法。如對彭、羅、陸、楊就很需要，用了大家叫好。“有時動一下手，打一打威風，用了一下也可以。”林彪還強調：軍隊有特點，但主要是革命的共同性。“軍隊文化大革命要有新姿態，要堅決站在群眾一邊，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字當頭……機關要徹底搞。主要一條是革命，把革命擺在第一位。”對老幹部有的要燒，不但燒，有的丕要燒焦。“就在這個講話中，林彪還批評說：舊的全軍文革小組沒有搞好，劉誌堅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還標榜自己如何“爭取了一些主動，如不讓院校串連，我來個大串連。他們規宅院校和部隊一樣搞正麵教育，10月5日發了個緊急指示。衝國防部，扣不扣學生，我說不扣。機關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大開展，要開展，不怕。”顯然，林彪的這些思想和第二天九條規定的基調臣格格不入的。
《八條命令》下達以後，林彪在3月的軍級幹部會議上又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們就認為，不臣怕亂。”他還批評說，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幾個熟人挨了一下鬥，就覺得天下整個都黑了，就很容易產生這種錯誤觀念。其實，那是一種暫時的現象，而且屬於很末尾的現象，很次要的現象。”緊接著，4月初，由林彪口授，秘書記錄整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於4月6日發出軍委《十條命令》。《十條翁令》“從表麵看來中心意思是‘正確對待群眾’，實質上是支持衝軍隊、反軍隊的激進派。它有正確的方麵，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軍委八條的否定”。
所以，從《八條命令》前後的情況來看，林彪時軍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想是“不要怕亂”，甚至不惜亂。其目的，一是標榜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緊跟”姿態，實際上是把黨的領袖的錯誤推到極端；二是以此打倒一些人，遏製反對力量，以奪取更大的權力。
那麼，林彪又為什麼能參與軍委《八條命令》的製定呢？胡長水認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林彪不白亂，不惜亂，但是又不敢使軍隊大亂。徐向前在曆史的回顧》中曾分析說，林彪“是國防部長，主寺軍委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特亂，向毛主席交不了賬，對他不利嘛！”此其一。其二，軍隊大亂，也難保不會亂到他頭上，說不定有一天也打倒他林彪，危及到他的“權威”。因此，林彪既要亂，又不要亂到否定自己“權威”的地步。亂也是有節製的。正如徐帥所言，林彪很“鬼”。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是陰謀家的共同伎倆。
第二，林彪也需要通過一定程度的“治”，來“保護”一些人，拉攏一些人，以此結成反革命政治集團。林彪在講到“大罷一批”時，總是要講“大升一批”。就在1月23日軍委碰頭會擴大會上的講話中，他在講到對老幹部有的“要燒焦”時，又說：
“有的燒，有的保，有的放火，有的滅火。”打和拉，是林彪手中交替使用的兩張牌，什麼時候打出哪一張，完全取決於他的政治需要。這是一種反革命的兩手。因此，麵對著軍隊高級領導幹部的紛紛被揪鬥，林彪就不能不考慮要刹一下車，“保”一些人了。前已提及，1月25日，林彪給毛澤東信的附件四是邱會作的信和胡敏的電話記錄。1月23日、24日，胡敏數次打電話到“林辦”，報告邱會作挨鬥的情況，請求“救他一命”。1月24日，邱會作又“含著熱淚”給林彪、葉群寫信，述說在總後被鬥的情況，表示：“今後如同過去一樣，隻要還有一口氣，就堅決跟著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總之，求救！”信是寫給林彪和葉群的，說“跟著毛主席走”是虛，“跟著林副主席走”則是實。顯然，這不僅是一封“求救”信，也是一封投靠信。這封信是引起林彪重視的。果然，幾天後，葉群親赴總後，把邱會作“保”了出來。此後邱會作成為林彪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
第三，徐向前直接“闖宮”，慷慨陳言，是促成林彪同意製定《八條命令》的直接原因。前已指出，1月23日，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全體軍隊幹部向毛澤東、林彪提出六條建議，1月24日晚7時，徐向前去見林彪。因此，徐向前此去既是反映他作為全軍文革組長、一個解放軍元帥的意見，也是反映了軍隊眾多高級將領的意見。這一點林彪是清楚的。而且，徐向前是在幾次聯係，林彪都不見的情況下，“先斬後奏”，直接闖進林彪住地的。可見是非常之舉，事關重大。且徐向前敢於直言的品格，林彪也是清楚的。所以林彪盡管不悅，也仍以元帥對元帥的禮貌接待了徐向前。可見林彪對徐向前此行是重視的。徐向前見到林彪後，對軍隊被衝擊、幹部被揪鬥的情況作了充分的反映。這一點，從林彪給毛澤東的信中也可看出。所以，當徐向前激憤地說到軍隊許多領導幹部被造反派打倒時，林彪也生氣地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可見林彪對當時部隊的混亂程度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對林彪來說，按照徐向前的意見，發出一個新的命令，作出幾條規定，既是眾意難違，眾怒難犯，也是保護自己和一些人的需要。
林彪是一個頗有心機，很善於窺測方向的人，對這一點不會不清楚的。
總之，我們既應該看到林彪參與製定軍委《八條命令》的事實，更應該看到林彪在軍隊“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一貫態度，看到林彪隱藏在背後的真實原因，看到在這個問題上林彪和其他軍隊老帥們的根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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