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條命令》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把軍隊領導人穩定軍隊的指導思想變成具體的軍委命令和規定，以求約束全軍，這個動議首先是由徐向前提出的。
前已指出，徐向前準備提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時，就提出要穩定軍隊。但是，麵對當時軍隊領導幹部被亂揪亂鬥、軍事機關被衝擊的混亂狀況，作為全軍文革組長的徐向前和軍委秘書長葉劍英都難以扭轉局勢。全軍文革小組成立時，林彪曾規定：
全軍文革屬軍委和中央文革雙重領導，主要是中央文革領導，有事要先請示中央文革，然後報告他。
可全軍文革向中央請示問題，常常是泥牛人海，有去無回。“林彪更鬼，躲在家裏觀察動靜，極少出麵答複問題”。而離開中央文革小組和林彪，軍委對重大問題不能作出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徐向前在幾次打電話但林彪都不見之後，決定“闖宮”。
月24日晚7時，徐向前直接趨車前往林彪住地毛家灣，向林彪陳述軍隊的混亂狀況，反映出席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軍隊高級幹部的心情和願望，提出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組織、不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準奪權等。林彪聽了，表示軍隊不能亂，同意由軍委發一個文件。林彪還當即講了一些意見，其內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見，也有前一天參加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的建議，經秘書記錄、整理，形成九條。接著，根據先期到達的陳伯達的建議，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到來，繼續談了這些問題。大家一致認為需要發出新的穩定軍隊的指示，並對“九條”共同斟酌，反複念了幾遍，形成了關於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下列九條規定：
一、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
二、一概不采取戴高帽子、掛黑牌子、罰跪、遊街、抄家和無命令自由抓人。
三、軍以上機關（司、政、後、科委）的文化大革命，一概不能成立戰鬥小組，已經成立的一概取消。
四、院校、文工團、體工隊、醫院、軍事工廠的同誌，各回本單位進行文化革命，不得到領導機關進行串連，以免中斷軍事行政工作、作戰指揮和影響利學研究。
五、軍以上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應按全軍文革規劃，分批分期開展。凡要自行開展者，需報全軍文革，由全軍文革酌情處理。
六、軍隊必須堅決支持地方鬧革命的真正左派，而不能支持右派。
七、軍隊凡非文化革命的一切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流散，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經過清理後當眾銷毀。
八、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工團、體工隊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單位進行文化革命，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九、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一概采取正麵教育。”
旋即，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楊成武等人苦著“九條”到中央文革小組征求意見。為了增加支持的力量，徐向前還打電話請來了軍委副主席陳毅。參加討論的除中央文革成員外，有周恩來、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陳毅、楊成武。經過激烈的爭論，在“九條”的基礎上“寫出七條規定”，擬以真中央軍委命令的形式發出。“七條”的內容是：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夾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采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不允許變相體罰。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工團、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文化大革命，不要退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一切院校師生、文工團、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一切個人和團體，都不準衝擊軍事機關和保密係統。
六、軍隊內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麵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七條”和“九條”相比，主要是刪去了“九條”中“軍以上機關……一概不能成立戰鬥小組”的內容，一些內容作了合並和調整。“九條”的基本內容得以保留。
討論結束，已是深夜3時。徐向前本準備立即向林彪報告，以期盡快發出，因聽說林彪已睡，故未前往。25日上午10時，徐向前給林彪一信，再次重申：“總之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易控製，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多了。”
徐向前在信中還指出：“全軍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領導進行，由你直接掛帥抓總。層次不宜多設為好。否則甚易誤事。我隻能作一點具體工作，免吃老本。”顯然，這是對林彪占據高位，而又很“鬼”的一種比較含蓄的抗議。同時，葉劍英、楊成武也分別向林彪報告了討論情況，催促盡快發出“七條”命令。同日，林彪將“七條”呈送毛澤東審閱，並給毛澤東一信，報告了“七條”產生的過程。
毛澤東對林彪的信和“七條”十分重視，審閱得十分認真，在林彪的信上多處劃了著重號。林彪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同時附有五個附件。這些附件同樣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
附件一是1月25日上午10時全軍文革辦公室一工作人員的電話記錄，內容是：“烏魯木齊第二造反司令部、軍區步校造反團、新疆軍區參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月23日到司令部大樓，要開大會，罷官奪權。”
附件二是1月25日上午，南京軍區許世友司令員及其秘書的電話記錄。9時，許世友的電話內容是：“現在軍區很亂。全國三軍院校各造反團體，都在南京鬧。軍區3個常委被罰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罰了跪，後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腳踢。司令部把張才幹副司令抓走了，現在下落不明。”10時，許世友秘書報告了“昨天下午，軍區首長被罰跪、撕掉帽徽、領章”的具體人員名單。這個電話記錄引起了毛澤東的很大關注，多處都劃了杠杠。
附件三是1月25日下午1時40分南京軍區王必成副司令員的電話記錄，內容有二：一、許司令來電話說，可調一個營的部隊，保護軍區機關，如果有壞人來搞，可以自衛。二、如果有人來搞我們軍區的指揮所，如何處理。
附件四是邱會作給林彪、葉群的信和邱會作老婆胡敏的電話記錄，反映了邱會作被總後造反派揪鬥的情況。
附件五是前述徐向前於25日上午10時給林彪的信。
無疑，部隊反映的情況是嚴重的，發布“七條”命令是軍隊高級領導人的一致意見，這和兩天前軍委碰頭會擴大會上軍隊領導幹部的情緒、思想是一致的。為了使部隊能保持一種戰備的狀態，也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比較穩定地進行，毛澤東對“七條”采取了支持的態度。1月26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發。”並在林彪的信上作了旁批：“附件都已看過。”同時毛澤東還以“又及”的形式作了補充：“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問題……衝擊領導機關問題。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左派衝擊了，不追究。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此文件經過討論修改後，再發出。來北京開會的同誌，停一周後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