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把“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到“路線”的高度，作出了“革命的群眾運動天然是合理”的論斷，公然宣揚毛澤東在《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批判過的“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公然把黨和群眾對立起來。
這一段與上一段的不同，突出地表現在對待劉少奇的態度上。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有人要給劉少奇貼大字報，毛澤東要周恩來去勸阻（周恩來1967年4月19日參觀工藝美術革命造反展覽會時說過：“八屆十一中全會貼劉少奇的大字報，主席叫我去解釋。”）北大在8月20日以後貼出一批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陳伯達奉毛澤東之命於8月24日去北大阻止。而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則聽任造反派貼出“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在前一段，不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社會上傳播。陳伯達8月24日在北大講話，周恩來9月10日在首都紅衛兵座談會上講話，都說禁止傳抄。
而在這一段，陳伯達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文，毛澤東批發了這個講話，《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報》迅速傳遍全國。態度的變化，表明錯誤的發展。
毛澤東在思想上是矛盾的。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一方麵認為中央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認為劉少奇和許多幹部的問題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明確表示：“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另一方麵又支持紅衛兵對廣大幹部的衝擊，認為衝得好，認為“文化大革命”不能煞車。這是矛盾的。他過去的正確思想還在部分地起作用，他不讚成打倒許多幹部，而他為徹底改變現狀的願望所驅使，又支持衝擊。
這二者是不能調和的。而他最終堅持了“天下大亂”的方針，亦即錯誤思想占了上風，所以在全國開展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
在全局性的問題上混淆了是非，必然要自食其果。當然，各種矛盾都趨於激化。（一）紅衛兵內外矛盾重重，縱橫交錯，更難解決。（二）兩派矛盾更加突出。學校、機關、團體、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甚至大軍區機關迅速出現兩派，水火不容。
群眾鬥群眾成為普遍現象。（三）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發展到衝擊一切的程度。全國各級領導幹部大都遭受了殘酷鬥爭。這是“統統取消”“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的必然結果。領導幹部的極大多數，本來就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現在更有了恐懼感和惡感。（四）炮打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事件屢次發生。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戚本禹的大字報不斷出現（其中既有正確反對的，也有以“左”反“左”、以右反“左”的），這就是所謂“十一月黑風”、“十二月黑風”。江青一夥對此十分頭疼，也不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高調了，下令抓人。（五）生產大幅度下降。
嚴峻的問題是怎麼辦？可供抉擇的方案無非三個：一是拖下去，二是改過來，三是大幹一場。拖下去矛盾不會自然解決，此案不可取；改弦易轍，絕對不可能；隻有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林彪特別是江青一夥要大幹一場，為了製造“理由”而人為地把劉少奇的問題大大升級：不止是“五十天”的問題了，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
這是林彪、康生12月初在中央常委會議上說的。他們是否揣度了毛澤東的意圖，不得而知，但可以斷言，最後決策者是毛澤東。
《十六條》關於工礦、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和毛澤東批準的中央其他幾個關於工礦、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被推翻了，毛澤東批準了《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文化大革命”擴大到工礦、農村。這是走向全國大動亂的嚴重步驟。這個批準，蘊含著依靠工人階級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意思。本以為工人站出來事情就好辦了，其實大謬不然。實踐證明，矛盾不是減少了，而是大為增加。這時雖然也在枝節問題上糾正錯誤，如批準了北京市委11月19日關於禁止抓人拷打的通告，批轉了哈爾濱師院搞好團結的經驗，然而，既然否定了各級黨委的領導，既然提出了“十年、二十年”的問題，既然把“文革”擴大到工礦、農村，全麵奪權、全國動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運動的發展，出乎人們意料。周恩來一再說他“做夢也沒有想到”（1966年10月28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2月13日接見科學院院“文革”代表時的講話）。陳伯達說：“有些發展情況，預見不到。原來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沒有估計到紅衛兵運動。”（1966年10月24日在《人民日報》社對學生的講話）王力說：“好多東西在十一中全會時都沒有想到”（1966年11月18日對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的講話）。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也沒有料到。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原定學生放假半年鬧革命，10月下旬決定放假一年。
還有一個重要情況也是毛澤東沒有料到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受到相當廣泛的抵製。
周恩來的特殊的鬥爭（李富春1966年12月3日在國家部長級幹部會上說：“總理講，我不入虎穴，誰人虎穴？我不入地獄，誰人地獄？”）和陳毅、葉劍英、陶鑄等的抵製，這裏就不說了。廣大黨員和黨外群眾的抵製，相當集中地反映在一個引人注目、發人深思的現象上：到了1966年年底，造反派在全國多數地區、多數單位還是少數派。出於對毛澤東和黨的信賴，人們擁護“文化大革命”（也不得不擁護）；而黨的長期教育和種種顧慮，又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抵製了若幹錯誤做法。
各級領導幹部搞不通，跟不上，自不待言。奇怪的是客觀條件不容許他們跟上，因而他們的抵製還有一種很特別的情形，就是客觀上的而非主觀上的。
例如，關於貫徹《十六條》，周恩來說過：“八。八決定（按即《十六條》）公布後，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到全國，不少黨政幹部還沒有思想準備，紅衛兵就起來了，接著大串連，炮轟司令部，兩條路線鬥爭。”（1966年10月22日接見“多數派”代表時的講話）周恩來又說：“十一中全會後，各地省委回去後，會議精神還沒有傳達，我們的紅衛兵已經衝進去了。省委還沒有傳達討論，沒有很好地領會，就衝進去，使他們來不及討論。”（1966年11月27日在接見全國各地紅衛兵大會上的講話）勢所不能，就隻好不貫徹或不全麵貫徹了。關於貫徹十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情況尤有甚焉。1966年10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布置了會議精神的傳達。他說：主席提倡各省回去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讚成公開開會，不開秘密會。
你們下車以後，可能被捉去；所以要發一個通知，對紅衛兵講清楚，讓你們好好傳達，集中力量開好會。
中央發了通知，一些紅衛兵竟然置之不理。王力1966年11月18日對從蘇聯回國的留學生講話時說：“三級幹部會議開不起來，紅衛兵不讓他們檢查。”一些領導幹部一下火車、飛機就被紅衛兵揪走了，有些省、市、自治區的會議被紅衛兵衝掉了，這樣就根本談不到對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認真貫徹。廣大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無疑是有抵觸的，但也確實存在“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的情形。毛澤東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認為衝得好，他說：“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正是紅衛兵貫徹毛澤東的指示衝擊各級領導幹部、衝擊會場造成了嚴重幹擾。毛澤東的指示自身發生了抵悟——
這是毛澤東的思想上矛盾的反映。他要來一場“最偉大的革命變革”，但是他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麼革法。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主觀主義的，不可能有正確的方針、步驟、方法。1966年的實踐說明，運動領導上雜亂無章、自相矛盾、隨波逐流。號召與支持造反引起重重矛盾，又歸咎於“資反路線”，張冠李戴，因而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出現了既要各級領導幹部貫徹而在實際上又不讓他們貫徹這樣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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