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所有大的作為，都是中央的集體決策，但階級鬥爭不需要正當的理由與證據，劉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即是誣陷與迫害的產物，是誰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敢對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施加“莫須有”的罪名呢？
1966年6月到1967年年初，中國刮起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風暴。
從1966年6月到9月，“資反路線”這個概念還沒有提出，但是實際上已經在批判“資反路線”了。
背景是：毛澤東認為“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了”，“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號召“向中央進攻”（毛澤東1966年3月下旬的談話，見《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7號附件二），認為已經出現了“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號召“清洗”他們。他對中國社會現狀十分不滿，要建立一個如他在《五七指示》裏所勾畫的理想社會。他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若幹主要論點已經形成，並決心憑借個人的崇高威望發動“人類從未經曆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這是毛澤東在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裏加的文字）一一“文化大革命”。他要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使所有幹部都受到檢驗，使億萬群眾提高識別好人和壞人的能力，受到階級鬥爭大風大浪的鍛煉，取得“反修防修”的經驗，使中國永遠保持鮮紅的顏色。
這一切凝聚為一個基本方針，就是“天下大亂”。要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澤東對中央集體已經不信任了，他的若幹意圖秘而不宣（1967年5月，林彪在毛澤東與外賓談話時插話說：
“現在中央領導同誌凡是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將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沒有犯錯誤。”這個“底”，中央集體當然是不知道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得很清楚，這是對黨內（特別是中央）和國內的狀況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正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
其症結在於，在全黨對社會主義時期各種問題的認識都不成熟的背景下，在1957年以後階級鬥爭“左”傾錯誤發生與發展的過程中，毛澤東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上逐步形成了主觀主義的主張。中央集體則正在籌劃第三個五年計劃，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不僅沒有思想準備，而且在實際上持不同意見。他們在對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錯誤批判和處理中已有切膚之痛，深感黨內生活已經極不正常；但是由於領導製度的弊端和複雜的社會曆史原因，已經難於製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們不了解毛澤東的若幹意圖，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應該怎樣開展（《五一六通知》籠統而含混。劉少奇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萬人大會上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麼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處於第一線對“文化大革命”又不能置之不理，因而隻好按照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劉少奇希望通過“文化大革命”“糾正、杜絕各級幹部正在滋長起來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脫離群眾的現象”，見劉平平等《勝利的鮮花獻給您》，載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報》）、黨的傳統經驗和毛澤東的某些意圖來進行工作。中央集體努力堅掙黨的基本原則，但是不得不顧及毛澤東的某些意見，既有所抵製，又有所貫徹。這樣複雜的前景，便演變為所謂“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資反路線”的鬥爭。
陳伯達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何而來呢？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路線主要表現在懷仁堂幾次會議上的彙報和決定的一些問題。”1966年6月上旬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彙報的內容主要是北京各高等學校的混亂情況和廣大師生的派工作組的要求，決定的問題主要是派工作組和作了若幹規定。
這要從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說起。這張大字報是康生、曹軼歐利用《五一六通知》的錯誤秘密慫恿的產物。中央集體反對這張大字報，北京新市委和北大廣大師生也很不讚成，而毛澤東卻予以極高的評價。這件事深刻地反映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方針、方法等問題上的分歧。大字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廣播和在《人民日報》的登載，點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頃刻之間全國許多大中學校貼出指責和反對黨委（或黨支部）和黨委書記（或黨支部書記）的大字報，使黨委（或黨支部）陷於癱瘓狀態。學校領導和一些教師受到衝擊，情況日益惡化。
領導癱瘓，情況混亂，工作組問題隨之而來。
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是慎重的。他多次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打電話彙報請示，沒有得到明確的回複。他和鄧小平飛往杭州向毛澤東彙報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委托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劉少奇回京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作出“內外有別”等規定（規定有八條，大意是：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鬥爭會隻能在學校開，不要開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上街遊行示威；不要串連；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八條沒有形成成文的指示），並經毛澤東同意決定學校放假半年鬧革命。在這以前，毛澤東曾批準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和北大。
派出工作組曾經被認為是典型的“資反路線”，需要著重分析一下。北京派出工作組將近1萬人，是中央集體決定的。廣大師生也有此要求（康生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他在1966年7月28日接見學生時說：“當時有些校部、校黨委癱瘓了，垮了，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組……工作組去時，學生很歡迎，敲鑼打鼓。”）。據說毛澤東說過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工作組，其實客觀情勢決定了非馬上派出不可。工作組派出之時，誰也沒有說過這就犯了錯誤，毛澤東也沒有說過。（江青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說：“對於派工作組這個問題，我個人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的。”張春橋1966年8月6日接見天津學生代表時說：“運動搞了兩個月，我們才看出派工作組不合適，毛主席在運動搞了四十多天就看出派工作組不適合領導大專學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體現了黨的領導，堅持了“內外有別”等正確原則，遏製了造反，這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主要方麵；不少工作組也有錯誤的方麵，這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而錯誤的方麵也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樣搞而又受了毛澤東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言論（這些言論一般是概念不明、界限不清的）的影響。毛澤東3月下旬的談話，重要精神之一是反對“右派”；一些工作組按照自己對“右派”的理解，過分嚴重地打擊了首先向黨委造反者。毛澤東主張“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工作組就把有這樣那樣問題或所謂“問題”的同誌看成“牛鬼蛇神”而加以打擊。毛澤東號召批判所謂“反動學術權威”；一些工作組就狠狠打擊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工作組在若幹問題上是根據毛澤東的言論、《五一六通知》、《人民日報》社論行事的，在若幹問題上按照中央第一線的指示行事，在另一些問題上又各行其是，情形極其複雜。
北京大學發生了亂打亂鬥所謂“黑幫分子”的六一八事件，劉少奇等同意北大工作組的意見，否定了這個事件，毛澤東卻充分肯定了這個事件。這類具體問題上的分歧，又反映了指導思想上的對立。毛澤東從這時起就開始否定派工作組了。他在7月18日回到北京後，多次嚴厲地批評派工作組，否定中央集體的決定。工作組的錯誤當然可以批判，問題在於毛澤東不僅恰恰否定了工作組正確或比較正確的方麵，而且從根本上否定了派工作組。
把工作組的“左”看作“右”，認為工作組“阻礙運動”，要“統統驅逐之”，所以總的說是以更“左”的觀點來批判的，並不是批判了真正的錯誤。究竟為什麼要否定工作組、否定派工作組呢？為什麼否定工作組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內外有別”等原則這些正確方麵呢？毛澤東的回答很清楚：工作組“阻礙運動”。否定了工作組和派工作組又由誰來領導運動呢？答案隻能是：毛澤東要打破常規地使“天下大亂”，而根本不顧及堅持黨的領導問題，根本不同意“內外有別”等原則。由此可見，毛澤東與中央集體在工作組問題上的分歧實質上是“天下大亂”與有組織有領導有限製地開展運動（這時已經不得不開展了）的分歧。由此可見，黨內根本不存在什麼“資反路線”，存在的是對黨的領導的堅持和對造反運動的遏製——實際上也就是對“天下大亂”的抵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