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見“文革”阻力上上下下嚴重存在，便以大批判開道。於是突然間“我的一張大字報”愕然寫出，劉少奇、鄧小平的政治命運由此注定……
1966年，共和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第10個年頭。春去夏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到處是一派熱烈，緊張、興奮、不安的氣氛。人們在狂熱地投入到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卻也都多少不等地帶著一些迷惘和疑問，就連主持中央工作的黨的副主席、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明確表示：“怎麼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曉得。不大清楚。你們問我們，怎樣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它許多問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
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9周年。但是，這一天成為後來曆史大書特書的一筆並不是因為它是建軍節，而是因為在這一天，中共中央開始舉行了一次極其重要，甚至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曆史進程的中央全會。
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政治局召開，每年至少兩次。”可是。在1962年9月24日至27日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4年以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序幕才在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徐徐拉開。
“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會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馬克思曾如是說。
讓我們沿著曆史的長河慢慢追溯吧。
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政治事件1965年仲夏，華夏大地籠罩在一片躁熱之中。就在中國人民戰勝因“大躍進”帶來的嚴重災難，經濟建設取得很大成績時，國內的政治氛圍卻變得似乎越來越嚴峻。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逐步升級，黨內高級領導層內出現的政治分歧日益擴大。黨的領袖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階段階級鬥爭的錯誤認識，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不斷發展。在我們黨過去長期的戰鬥歲月中，每逢重大曆史關頭，毛澤東一篇報告、一項決策就可以使全黨提高認識、增強信心，奪取勝利。毛澤東是那樣值得全黨和全國人民信賴，以至後來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曾形象地寫道，生活在那些非凡的年代裏老一輩共產黨員們的頭腦中隻有嚴肅地檢查著自己，隻有對毛澤東的無限忠誠，而從不對他的任何指示有獨立思考的想法。
因為毛澤東在思考，而他個人的思考往往高於全黨的其他同誌。所以，當毛澤東後來在一係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已經麵臨資產階級複辟的現實危險時，黨內並沒有過多的異議。在過去幾年裏，毛澤東據此發動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全黨同誌也是認認真真地去執行。
但是，毛澤東認為這些舉措都是小打小鬧，不足以從根本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實現自己心目中的社會改革理想。作為一個戰略家，毛澤東決心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徹底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麵，把他所謂的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開始了。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進步隻能靠“波浪式”推進逐步實現。為掀起這場有生之年最後一次政治“大革命”，毛澤東先後采取了一係列重要的步驟。毛澤東的這些舉措，為林彪、江青這些對他的主張表示竭誠支持而實際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動提供了機會。這些野心人物憑借他們取得的黨中央的一部分權力，打著最革命的旗號，煽動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狂熱，把“左”傾錯誤推向極端。
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大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文化”二字，是因為它是由文化領域的批判開始的。
50年代末期，毛澤東曾說：“我把問題交給少奇、恩來他們辦，自己退到二線……張文伯先生在湖北時，建議我少過問具體事，多考慮方向性問題，不要以個人意誌代替大多數人的思考，但我不放心。”正是這種“不放心”的心態，加上他本人一貫對意識形態問題的高度敏感，以及1962年以後對意識形態領域裏階級鬥爭形勢越來越嚴重的估計，終於使得林彪、江青這些窺伺時機的野心家得以利用，借《海瑞罷官》為突破口推波助瀾，點燃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內亂的導火索。
《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市副市長。1959年，吳晗受毛澤東提倡海瑞和魏徵精神鼓勵，應人邀約，陸續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和《海瑞罷官》的文章和劇本。作為一個對政治較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吳晗在這些文章和劇本中特地加上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話，以示與在廬山會議上被誣為“假冒”海瑞受到錯誤批判的彭德懷劃清界限。《海瑞罷官》上演後反映很好，但是，誰也不會想到，這部優秀劇本日後會給劇作者招來殺身之禍。
1965年11月10日，經過江青和張春橋的秘密策劃，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彙報》上發表了。文中一口咬定《海瑞罷官》的主題與“退田”有關，因而是影射“單幹風”，“翻案風”問題的。後來，老謀深算的黨內野心家康生進一步“發現”了主題“罷官”與彭德懷撤職一事的關聯。
毛澤東也對《海瑞罷官》定了性。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為今日的海瑞——彭德懷招魂。
但是，中央一線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不了解《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政治背景，都不同意這種不講道理，純學閥腔調的文章。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下令，北京各報一律不準轉載姚文。凡是點名批判的消息和報道。要向北京市委請示，讓他們拿出點黨性來。
此時毛澤東不在北京。但他十分關注著北京的動向。得知姚文在京受阻，非常不滿。
他下令上海出單行本，責令北京予以轉載。根據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北京各報隨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學術專欄發表，加上經周恩來親自審定的編者按盡力把這場過火的鬥爭局限在學術範圍。為了正確引導學術爭鳴，彭真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組，製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經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報經毛澤東同意發向全國，試圖限製當時過火的傾向。
1966年3月至4月，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這期間，在康生和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毛澤東否定了剛剛經過政治局討論的《二月提綱》，並指責北京市委，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接著，林彪、江青合夥炮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閱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批發全黨。《紀要》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摘掉這條黑線”毛澤東認為，應該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彭真問題，借以揭開“蓋子”。會前，由陳伯達、康生、江青等組成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討論起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為了全麵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會議除通過《五一六通知》外，還通過了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撤職的決定。中央決定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任中宣部部長，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李雪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會議期間，一些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在大會上或小組會上批判了彭真等人，有的同誌做了自授批評。對於批判彭、羅、陸、楊等重大問題，盡管黨內存在著不同意見，但在會議緊張的氣氛中，人們還是將信將疑地接受了既成事實。
5月18日，林彪在大會上發表了臭名昭著的“五一八講話”，大談特談政變，製造緊張恐怖氣氛。
此後，中國的政治氣氛強烈低壓，令人難於正常喘息。
5月18日淩晨，鄧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離開了人間。
5月23日，跟隨毛澤東十幾年的秘書田家英自殺身亡。
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以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為領導的這個小組名義上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是奪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
毛澤東決心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埃德加·斯諾曾在1970年12月18日問毛澤東：
“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摘掉？”毛澤東回答說：“那就早羅，1965年1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實際上，早在1962年到1965年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已經發生了意見分歧。首先是對“三麵紅旗”“持何態度，其次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最後是關於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問題。隨著分歧的發展，毛澤東對中央一線領導的不滿逐漸加深，一種”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憂慮不斷發展。
《五一六通知》一下發後，江青、康生等人將會議的信息迅速散布到社會上去，報紙上展開對北京市委尖銳的攻擊，許多重要負責幹部受批判靠邊站。被陳伯達率領工作組於5月底奪了權的《人民日報》，極力把極左影響推向全國。5月25日，一張攻擊北京大學黨委的大字報，在北大校園赫然出現。6月2日，《人民日報》繼前日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發表了由毛澤東批示在全國廣播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批判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這張大字報，還發表了歡呼這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許多城市大中學校的學生響應號召，很快掀起以學校校長，教師為對象的所謂“鬥黑幫”的浪潮。各種亂揪亂鬥的混亂現象不斷發生。許多學校的黨組織陷於被動，以至癱瘓。整個北京以至全國在6月上旬即開始極大的混亂，許多學校，機關，以至工廠的正常秩序眼看難以維持、紛紛要求上級派人加強領導。在此明間，毛澤東不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雖然對毛澤東的一係列舉動不甚理解，但對“文比大革命”還是從好的方麵來看待。覺得還是應該堅定地站在第一線，積極加以引導。他認為：“過去中央千方百計想尋找一條途徑，以糾正、杜絕各級幹部正在滋長起來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脫離群眾的現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嚐試，希望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更好的機會。”因此，在他主持工作期間，總是想方設法加強黨的領導，希望運動能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他在考慮到上述情況以後，於6月初和鄧小平一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組進入北京各高等院校，並決定由團中央派工作組負責中學“文化大革命”，協助各單位黨委把運動的領導權掌握起來；同時，還製定了“中央八條”指示，提出運動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遊行示威”、“不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等，試圖扭轉越來越混亂的局麵。
派工作組，這是當時的一般客觀要求，也是我黨多年來行之有效的一種工作方法。對於這一措施，毛澤東開始也是同意的，如5月底由陳伯達率領到人民日報社奪權的工作組，6月初到北京大學的工作組，即是經過毛澤東批準同意派出的。甚至到7月初，毛澤東在劉少奇、鄧小平關於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文化大革命運動部署問題》的請示報告上，還明確批示同意他們的待辦，並指示“應當迅速”將他們主持起草的中央、國務院通知發下去。在這個通知中，就有分別不同情況派出工作隊的意見。雖然在6月中旬，他在杭州會議上曾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隊一類的話，但是直到他回北京以前，一直沒有明確表示過反對的意見。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劉少奇和鄧小平決定派工作組的那次會議上，隻有陳伯達對這個決定表示反對。他給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遞了一個條子，但並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在聽取中央文革小組的彙報以後，他於24日、25日，連續發表了批評工作組的講話。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事實上，不僅工作組被指責犯了錯誤，幾乎所有的黨委後來也都受到同樣的指責。當然也有例外，當時陳伯達等極少數幾個工作組就沒有受到指責。
7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撤出全部工作組。工作組一撤，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把“一切權力歸文革”的口號一喊，於是各級領導紛紛靠邊站，許多單位黨委也名存實亡了。
當時全黨所以讚成派工作組，一方麵表現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另一方麵也是一種自覺和不自覺的抵製和鬥爭。當時許多老同誌提出：我們國家1965年形勢很好，1966年5月以前形勢也不錯，為什麼突然要來一個所謂“大的政治變動”？劉少奇7月29日在群眾大會上所說的“不曉得”和周恩來後來接見部分院校紅衛兵代表時所說的“真沒想到”，“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領導集體和毛澤東之間的認識差距。所謂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所謂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對於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來說主要是不讚成“亂”；對於毛澤東來說則是主張“不要怕亂”，通過“亂”來達到“治”；
對於林彪、江青、康生一夥則是惟恐天下不亂，趁機混水摸魚。這就是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一段時間內，中央領導層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分歧。
就是這樣，在派工作組問題上，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進一步發展，中央高層領導中的“路線鬥爭”也日漸白熱化。
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致信江青，透露了他對於這場黨內鬥爭的大思路。他說：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毛澤東出於對“中國出修正主義”的深深憂慮，聯係到近幾年，特別是5月以來中央第一線的種種令他不滿的表現，他認定劉少奇就是睡在他身邊的“赫魯曉夫”，決心將其在政治上鏟除，以防止身後中國有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斯大林的教訓對於毛澤東來說是太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