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期間，章太炎是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陣營中最重要成員之一。他一走上革命之路，即以發動“亡國紀念會”及親撰其情詞悲壯的宣言書，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及隨之在“蘇報案”中的表現，向世人展示其鮮明的個性和思想風貌，並一躍而成了以宣傳“反滿”、批駁保皇名聞遐邇的革命家。章太炎是浙江餘杭人，其“反滿”思想首先是當時中國曆史大背景下之產物，故與孫中山等其他革命家的“反滿”自有不少相同之處；但除此之外還與他成長的江南一帶人文環境、所受教育、經曆，以至個性等有關，故又帶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本文主要就浙江人文環境與章太炎“反滿”思想的產生及形成其特色之間的關係，作些探討，不當之處敬祈指正。
一
章太炎認為漢族的“反滿”思想“其種性根於二百年之遺傳”，亦即從清兵入關起一直傳承下來的。就他而言，此話確在情理之中。1645年清兵南下，在江南一帶製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屠城”以及嘉興、金華等地的大屠殺慘案，幾百萬漢人遭殺害，成千上萬漢族婦女遭蹂躪，還被一批批劫掠而去：“一朝長平敗，伏屍遍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在此期間，清廷重申剃發令。雖然上年清兵入關和進京時相繼下過剃發令，但為避免漢族激烈反抗，那時執行不嚴，剃發與否可聽自便。現在清兵進入江南，清廷自估大局已定，乃再下剃發令，改用極為嚴酷的手段強迫推行之。漢族對於服裝、發式，向來十分重視，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把“被發左衽”等同於喪失民族獨立。清廷深悉此情，乃以強迫漢人男子剃發，改用滿人發式，來使漢族從外形到精神，承認和接受滿族的征服和統治，這是對漢族極大的民族侮辱，激起江南一帶人民極為強烈的反抗。
在清軍進入江南後，紹興士人鄭遵謙在家鄉起兵，與南明兵部尚書張國維等人前往台州，迎擁當時逃亡至此的魯王朱以海到紹興監國。
這時，浙江到處興起抗清義師，如孫嘉績、熊汝霖起兵餘姚，黃宗羲等人起而響應；錢肅樂等起兵寧波，張煌言起而應之。除英勇戰死的外，大批浙江抗清誌士，或因眼看明朝亡國，已無力回天，或因兵敗城破拒不投降，而自殺殉節，其中包括明朝左都禦史劉宗周、蘇鬆巡撫祁彪佳（均為紹興人），魯王政權的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朱大典（金華人）、張國維（東陽人），兵部侍郎陳函輝（台州人），原太仆寺卿陳潛夫、士人陸培（均杭州人），萬曆進士王思任（紹興人）等，他們死得都很壯烈。對於兵敗處於絕境者來說，自殺是否唯一恰當之選擇另當別論，但重要的是他們寧死不降，不願覥顏苟活的氣節，是一種令人崇敬的民族精神。
特別是明末舉人張煌言（字蒼水，鄞縣人），他從1645年在寧波加入錢肅樂起兵抗清，在浙江其他抗清義軍都已失敗後，仍在艱難困苦中百折不撓地堅持鬥爭，直至1664年在舟山南田島被俘，嚴拒敵人以高官厚祿的勸降，被押到杭州英勇就義。“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信史傳！”張煌言的事跡、氣節和他那些慷慨悲壯的詩文，令一代代浙人為之動容。章太炎盛讚張氏“非獨超躍史、何諸將相，雖宋之文、李，猶愧之矣”，並謂讀張氏之史傳、詩文而“猶忍與彼虜終古者，非人也”。說史可法、何騰蛟、文天祥、李庭芝等全不及張煌言，那不無偏頗；但張煌言為民族英雄當毫無疑問。1913年，作為民國政府“臨時稽勳局名譽審議”的章太炎，在所開應授勳之“明末遺臣國亡以後百折不回者”的名單中，共列了四人，張煌言即為其中之一。章氏生前還多次表示希望死後能與張墓為鄰，此願後終實現。章太炎對張煌言的敬仰、推崇，為張氏在浙人心目中影響深遠之有力例證。
值得一提的還有抗清失敗後亦以自殺殉節的王思任，他生前與南明政權的權奸馬士英、阮大铖作了堅決鬥爭，不避斧鉞之險，上書請殺馬士英以為誤國欺君之戒；並直接致書馬士英，要他自殺以謝天下，正氣凜然地警告他：“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王思任的凜然正氣和這一名言，亦令浙人長久懷念，正如其紹興同鄉魯迅所言：“身為越人，未忘斯義。”明末清初三位偉大學者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的抗清事跡、氣節和學術，都對浙江人有很大影響。三位學者立身行事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都學問博大精深，都參加清初抗清鬥爭，失敗後都終生拒不仕清而以著述、講學度餘生，把民族思想融入學術以傳之後代。其中顧、黃都是江南人。他們三人的事功、操守和學問，對全國都有極大影響，而作為浙江人和學者，章太炎所受影響更為深刻，他原名炳麟，成年後改名絳，號太炎，就是表示對顧炎武（名絳）、黃宗義（字太衝）的敬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