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應，宋恕還主張在各府城設西文館，聘外籍教師教英、法文；1897年後，宋又提出增學日文，還主張多設譯書所翻譯外文圖書。特別是他主張令各縣皆設圖書館，采購新書，供人閱覽，認為這對推動文化發展、多出人才有很大作用：“十年以後，通人之多必萬倍於今日矣！”
宋恕亦如湯震一樣，深惡痛絕當時各地的書院，指出它們已成浮薄青少年之集結地，其聚財聚飲，戲弄婦女，騷擾市肆，已到不知羞恥的地步。與同時代大多數人先改科舉才能興學的認識不同，宋恕認為可通過大興學校來自然而然地取代科舉，即“學校既開，十年之後，人才蔚起，可以盡廢舊取士法，專行新取士法”。在這十年之中，“生童院試、鄉會試均照舊進行，惟命題改分四科”，即增加實用知識的考試，以及調整試官，對學有專成的學生授“給某學士、某學博士名號，女子一體給與”。如此十年後，就可不必再府試、鄉試、會試，科舉自然而廢。這是宋恕對改、廢科舉這個千百年來的老大難問題，所提出的有新意的解決之法。
第四，強烈同情婦女和少數民族的痛苦，主張給予正當的權利。一般地說，近代中國先進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提倡女權，與宋恕同時代的維新派人士，如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等，就都有過不少有關提倡女權的先進思想。宋恕在女權問題上的論述也很多，且其思想更顯特色。宋恕強烈同情中國廣大婦女的悲苦命運，痛駁程朱理學“不聽婦人言”、“婦人之性陰惡”之類謬論。他說“不聽婦人言”不就是勸人不要聽自己母親、祖母之言？說“婦人之性陰惡”不就是在罵自己的母親、祖母“陰惡”？程朱理學宣傳這種謬論，其“孝安在乎”？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些淩辱、戲弄婦女的陋俗，宋恕痛斥為“至無禮”的“蠻俗”，他怒責道：誰非女人所生，“何為立此例以虐女也”！
特別是婦女在婚姻上的厄運和苦難，宋恕傾注了最多的關心。他指出婚姻不自由給婦女以極大不幸，使“賢明之女每遭殘虐之夫”；即使夫婦均善，“而誌趣或異，家道之苦亦難名言”。這還是一般婦女的遭遇，至於童養媳、娼、婢、妾，她們更是四種“赤縣極苦之民”，社會對她們太不公平，比如有些人視宿娼為“雅事”，而卻罵從娼婦女為“淫賊”，宋恕痛斥這是喪心病狂之論！
為解脫、減輕廣大婦女的痛苦，宋恕力主改革現行婚製，其中心內容是給男女雙方，尤其給婦女以很大的婚姻自由。他主張男女未滿16歲，不許家長為其訂婚，違者嚴懲之；尤應禁止童養媳。16歲以後的男女，在訂婚時須雙方親填“甘結”（即合約），允許擇偶自由，家長不得阻撓或強迫，否則嚴懲之。限製嫁奩，婚事簡辦，以免有人擔心今後嫁妝而溺女。已婚夫妻都有離婚自由，為此宋恕提出“三出”、“五去”禮律。
前者指公婆與兒媳不和、夫妻不和、妻與前妻之子女不和這三者有一時，丈夫可“出妻”即要求離婚，但須對被“出”之妻“備禮致詞”，送回娘家，請其改嫁，不許對她有貶惡之語；後者指除了上述三種情況外，再加妻妾不和、需歸養父母，這五種情況有一時，妻子可以禮辭而去，即可離婚。宋恕特別強調給婦女這種離婚自由，否則，婦女一旦嫁了惡夫，隻有“身與之俱死，名與之俱臭”了，這是幾千年來“第一慘政”，再也不應繼續下去。
宋、元以來，尤其到了明、清，社會上有大量的貞女、烈女、節婦、烈婦，她們都按例可以獲旌表。但宋恕認為她們大多數並非本心所願，隻是社會以“貞”、“節”、“烈”責婦女，才使她們蒙受大不幸，實際效果也是社會上反而“亂倫獸行之風日熾，逼死報之慘日聞”。
宋恕並未主張禁娼，但提出應設立“閭女局”管理妓院，嚴禁妓院購買14歲以下的雛妓，14歲以上者亦須由閭女局問明其是否自願，不得強迫為妓。妓女欲從良，隻許向其索還原買之價，不得阻撓。他也不反對娶妾，但主張娶妾者“須備六禮，與娶妻同，一切與妻敵體，不得立買賣文據”，且婚後應允許妾“去留兩便”。這些主張雖未達到男女平等，但意在維護婢妾們這些最受壓迫的婦女之起碼的生存權、人格權。
起自南唐李後主時的纏足惡習，近千年來給中國婦女以極大的災難。曆代許多誌士仁人，尤其到了晚清的維新派們，無一不對之深惡痛絕。強烈同情婦女苦難的宋恕，痛斥纏足“殘苦女人，莫此為甚”，要求限期“永禁纏足，敢私纏者重懲家長”；對於已纏而年未滿16歲者一律強令其解足，16歲以上者則鼓勵其解足。宋恕為此進行了多年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