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1862-1910），晚清啟蒙思想家，浙江溫州平陽縣人，原名存禮，字燕生，後改名恕，字平子，別號六齋，晚年複改名衡。自幼資質穎異，有神童之譽。浙江瑞安孫鏘鳴奇其才，以小女許為婚姻。孫氏為浙東學派名儒，其玉海樓藏書10萬卷，為海內著名藏書樓。1877年後，宋恕隨嶽父出遊上海、南京等地，對世界大勢有了進一步了解，對清政府在中法戰爭中戰敗求和感到恥辱，於是發奮攻讀西學書籍，希望從中找到禦侮排外振興國家的藥方。1892年，宋恕作《六字課齋卑議》，提出一套變法維新綱領，並上書李鴻章。李鴻章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但欣賞其文才，派其充任天津水師學堂的漢文教習。在津任職期間，宋恕又寫下《六字課齋津談》，重點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之得失。1910年後宋恕懷抱滿腹才華和壯誌病逝，年僅48歲。
《六字課齋卑議》（又稱《六齋卑議》，以下簡稱《卑議》）和《六字課齋津談》（又稱《六齋津談》，以下簡稱《津談》），是宋恕關於社會改革和學術思想的主要著作。《卑議》成稿於1891年（光緒十七年），後經修訂，於1897至1898年間（光緒二十三年冬）印行。全書共4篇64章，其中前2篇25章“指病”，即揭示當時社會各種弊病；後2篇39章“擬方”，即提出各項改革主張。《津談》寫成於1894至1895年間（光緒二十年冬），宋恕生前沒有印行，無人知曉是書內容，現存溫州市圖書館的手抄本為殘缺本（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胡珠生編《宋恕集》，將其收錄在內，約4萬字）。此書以議論中國各類經、史、子、集的傳統學術文化為主。
二書書名中之“六”字，是指心、身、古、今、緣、嗜六字，乃宋恕早年自勵修身養心的六個方麵。至於“卑議”，乃自謙之詞，以示書中所述各種見解和改革辦法，“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自命曰‘卑’”；或曰其各種主張“較西國之法則猶未免卑，故命曰‘卑議’”。至於“津談”，則因為此書為宋恕在天津時所作。
宋恕雖自謙為“卑議”，但實際上這二書是他深入研究社會、學術，曆“十年之憔悴”的力作，因而他內心實是非常看重，曾自詡可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這些令他十分推崇的名著相媲美。甚至認為如中國百姓識字能讀懂《卑議》，則4億人中不止3億9000萬人會感動得“泣數行下也”。可見他其實是自視甚高的。《卑議》、《津談》二書所涉獵的社會問題和有關改革的思想、主張甚廣，要而言之，有如下數端。
第一，深切同情民間疾苦，強烈抨擊各種虐民弊政。宋恕多次表示，他著《卑議》、《津談》不是為沽名釣譽，而是因目睹社會弊病叢生，人民痛苦深重，“傷心同病，惻隱未絕，不忍無言”。綜覽二書，確會令人感到宋對弱者、苦者有著一以貫之的強烈同情，其大部分議論，都是與這種強烈同情相關的。例如他在學術思想上極力推崇孔孟儒學而極力貶斥法家，就是因他認為儒家是抑強扶弱而法家是抑弱扶強的；他也一般貶斥程朱理學，原因同樣是因他認為它“陽儒陰法”，即把程朱理學硬歸入法學之列。宋恕對儒、法和程朱理學的評判未必正確，但他是從同情弱者、苦者出發評定事物之好惡，則十分明顯。正因如此，宋恕對清朝從總體上說竭誠擁戴，說過“國朝仁政，無論大小，均非漢唐宋明所曾有”，清朝的“功德”勝過周朝萬倍之類頌清的話；他在批評許多弊端問題時，愛用“周後明前”這個限定詞，以示這些問題在上古三代和當今清朝都不存在；即使批評當前弊政，他也常把此歸咎於漢族官僚而避免指責朝廷。但盡管如此，他對當時社會各種虐民弊政，仍進行了尖銳的抨擊，指出：“鹹同以來，弊政滋甚，橫征內困，互市外漏，農田水利之政苟焉弗修，天地自然之藏尚多未發。”各地官場忙於“無聊應酬”，不管人民疾苦、死活；各地衙門多由胥吏操縱，他們威福自擅，肆意欺壓人民，經常索要酒食招待，還索獻規禮，稍不如意即行毆毀，甚而“辱人母妻，亦複時有”，宋恕憤怒地感歎：“衙役之為禍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