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指出：廣大百姓不但受胥吏們欺剝，而且社會上充斥著由舉貢生員們構成的土訟師，以及各種地痞流氓土棍，他們“魚肉善良，觸目皆是”，且狼狽為奸，百姓受了種種欺剝而無處申訴。此外，《卑議》對當時社會浮征之普遍，鹽、厘之黑暗等，也作了與湯震《危言》大致相同的揭露和抨擊。對於官府置天災頻仍於不問不聞而一味委因於天，宋恕亦作了無情批駁，指出連綿的天災主要由“人事未修”所致，亦即官府不顧人民死活，隻知橫征暴斂所致。
從上述可見，宋恕對時弊之揭露、抨擊，多集中於那些對平民百姓直接造成巨大痛苦的問題上，他對清朝統治者其他方麵的弊政之揭露、批評，著墨不多，這可說是他揭批時弊的一個特點。
第二，主張簡政令，改律例，立議院。《卑議》認為“法令忌繁貴簡”，以使人易知易行，因而提出“開局京師，博征天下通人”，與有關官員討論現行《六部則例》等條例，加以刪繁就簡，頒行各省，而停廢前此各種繁瑣條例的建議。宋恕還力主廢止各種酷刑，如淩遲、絞刑，廢除連坐；除了笞、杖、枷及掌嘴外，其他一切刑具悉行廢除，永禁再用。他還主張仿西方之法，實行律師辯護製。但他認為“大赦令”應永遠禁用，以示犯罪者決無幸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恕主張每縣各設男女“懲罪所”，分別收囚本縣惡男惡女，令做苦工，進行改造，按其罪之輕重以定囚限之長短。此法已頗類似勞動改造，比傳統的坐牢不僅更人道，且可使罪犯出獄後便能自食其力，改惡從善。
《卑議》1891年初稿本收有《議院章》，提出每縣設一議院，由本縣各“舉戶”（有正當職業之戶）公舉議紳（須有職銜者）、議生（無職銜者和一般舉貢生員）組成。縣中一切事件，或先由知縣通知他們集議，或先由他們稟報知縣請行；如他們的意見被拒，可向上一級政府反映。上級可將他們的意見下令由全縣紳衿查議，若半數以上紳衿同意議紳、議生們的意見，則可“不問”，如半數以上紳衿不同意，則議紳、議生要被除名，且“依常傳提、審究”。此外，知縣還可令議院清核本縣錢糧、稅款和主持種樹等活動。宋恕設計的這種“議院”，充其量至多隻是縣級（因他並不主張設立省和全國的議院）谘詢會議。而且令人費解的是，“議院”的意見被知縣拒絕後，隻能向上級政府反映，而反映的結果則最好也隻是“不問”，弄得不好還要受除名、傳提審究之類處罰，這使“議院”的意見被拒采後處於完全無能為力的境地，連向上級表示不滿的權力也事實上被剝奪了。這樣的“議院”，不僅與西方的議院風馬牛不相及，而且與上述湯震所主張的議院亦相去甚遠。這反映了宋恕在政治態度上的保守，與他真誠擁清相關。
第三，大力興辦學校，推行義務教育。與其他許多維新誌士一樣，宋恕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事業。他認為“西國識字人多，中國識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把文化教育視作國家強弱之所係，是很深刻的見解。康有為1898年在論及甲午戰爭時亦認為日本“非其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說的是同樣的意思。基於對教育事業重要性之認識，宋恕希望國家采取切實措施來提高全民族，尤其農民的文化水平，實行掃盲和小學義務教育製，其中包括：編印常用字課本供農村學文化之用；每保設一村學館，凡6-13歲少兒必須入館就讀，每年不得少於200天。還主張創造多種切音字法，供南方不同方言地區兒童學習。他還提出過中國應采法日本學製，了解日本大中小學詳細章程予以仿行，“則自強之基於是乎樹，一切善政逐漸可興，十年之後其可以洗今日之恥矣”！這也就是要通過學日本，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教育製度，為中華之振興打下紮實基礎，認為隻有發展教育，“善政”才逐漸可興。這些認識都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