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位有影響的人物。戊戌變法時，他與譚嗣同一道，構成“偏左的一派”。義和團運動高潮中，他在長江流域發動自立軍起事；雖很快失敗，但曾對20世紀初一些青年和知識分子的轉向革命起過作用。而唐才常短促一生的思想矛盾變化，又可作為一麵鏡子，照出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彷徨、摸索和思想發展的脈絡，從中看到在這個世紀之交的時刻，革命取代改良的曆史必然性。因此，唐才常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建國以來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及一些同誌的專文，對唐才常最後兩年的思想和活動，特別是他主持的自立軍起事，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性的見解，對某些問題，主要是自立軍的性質問題，也有一些分歧；而對唐才常在戊戌政變以前的思想和活動，則研究尚少。本文擬對唐才常一生政治思想的發展及活動，作一簡略探討，並就自立軍的性質談些看法。
一
“先世務農，至祖父揚鴻始讀書。父賢疇，字壽田，潛心典籍，不樂仕進，終身教授鄉裏”。在父輩影響下，唐才常少時也用心攻讀“古聖經典”，“低首摧眉，鑽研故紙”。但後來並沒有沿著科舉之路走下去。1878年，唐才常與比自己大兩歲的譚嗣同結交，從此成為至死不渝的密友。1887-1891年，他在長沙校經書院和嶽麓書院就讀於歐陽中鵠。歐陽是當時一位傾向變法的人物。
在當時社會上正在興起的改良思潮和師友們的影響下，唐才常在甲午戰爭前就已懷有變革的願望，曾和譚嗣同商議在瀏陽進行變法，“以一邑為新中國之萌芽”。但他正式轉變為資產階級改良派人物，則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甲午戰敗給唐才常以巨大刺激。他痛斥《馬關條約》“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賣國，古今所無”，並痛恨清朝的一些守疆大吏“暮氣已乘”，為中國的前途深切憂慮。
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在甲午戰敗後掀起了變法運動，組織學會、設立學堂、創辦報刊，宣傳維新，影響及於全國。 唐才常當時在武昌兩湖書院讀書。在甲午戰敗和維新運動影響下，他很快由封建士子轉變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他通過課卷、書信等，表達了對許多問題的改革意見。例如在軍事上，主張“仿泰西之法，參古人精意”，汰製兵，修軍政，在各州縣設武備學堂等，以增強國防，洗刷國恥；在經濟上，要求清政府讓民間自由創辦各種廠礦，並采取諸如設工藝學科考士、實行注冊等政策和措施，來推動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以對外資侵略“抵製於無形”。同時，他力主廢除“時文、帖括之業”，而“廣立天文、算學、武備、輿地、格致諸科”，派遣留學生和親王大臣出國遊曆，了解外國，學習俄、日變法經驗，等等。
這表明唐才常已開始轉變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了。但從他還隻著重在軍事、經濟、文化的具體改革，而尚未明確主張政製的變革看，又說明他的改良思想體係尚未最終形成。唐才常改良思想體係最終形成，是在他回湖南參加變法實踐之時。1897年初他回到湖南。那時，在巡撫陳寶箴等倡導、支持下，湖南已陸續舉辦了一些新政。唐才常一回來就受到陳寶箴器重，被委參加各項新政的籌劃。
他先後參加的新政活動主要有：協助江標創辦《湘學新報》（後改名《湘學報》），並任主筆；參加籌辦時務學堂，並任分教習；和譚嗣同等在長沙設立具有地方議會性質的南學會，並任其中的議事會會友，參與各項新政的領導；和熊希齡等創辦《湘報》，並兼任主筆；“與黎少穀、歐陽自耘諸同人，倡辦群萌學會於瀏陽”（這也是一個“學會而兼議會”性的組織），等等。在參加以上新政活動同時，唐才常還為了扞衛新政而與頑固派的瘋狂抵製作了堅決鬥爭。
變法運動在湖南蓬勃開展，特別是應邀來湘任時務學堂總教習的梁啟超放言宣傳變法，抨擊時弊，鼓吹民權、平等之說，而唐才常等則“承其流風，肆行狂煽”，當地頑固派瘋狂攻擊梁、唐等的言論，是比“強鄰之窺逼”還危險的“大患”，群起鼓噪，百般抵製。一度“同情”維新運動的張之洞，也出麵攻擊和禁止民權、平等諸說。這時，湖南新、舊衝突異常激烈，一部分參加維新活動的人畏難欲走；而唐才常卻與譚嗣同一起，對頑固派“橫目相仇”，立誌“輔其蠻力於四海，不勝則以命繼之”，並再三挽留畏難欲走的同伴。頂住了反新政的逆流，為湖南維新運動的繼續開展，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