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文明交往散論補記
又是一年秋風乍起，
又是一年秋雁遷航。
重步京華鬆榆南路，
再留京華美景東方。
我坐在臨窗的書桌旁，
麵向晨曦，麵向太陽。
縈繞我腦際的問題，依然是人類文明交往問題。這條思路始於我上世紀進入中東研究領域之時。中東地區從遠古起，就是人類文明交彙地區，直到當代，成為“熱點”，表麵看是政治、經濟問題，然而究其深層，仍是與各種文明交往焦點有內在聯係。因此，人類文明交往這條理論線索不僅貫穿了我早期的著作《阿富汗史》《二十世紀中東史》和《阿拉伯國家簡史》，而且是我正在陸續出版的13卷《中東國家通史》所思考、所應用的中心理念。在《中東國家通史》中，我在各卷的“卷首敘意”中，概其大要；在每一卷後，都有一個“編後記”，細陳具體文明交往特征，力圖總括出一些規律性問題來。
關於人類文明交往問題，我在《文明交往論》《書路鴻蹤錄》和《鬆榆齋百記—文明交往散論》中，則以各類曆史與現實的個案和不同文體，論述自己之所得。此次再居鬆榆齋，數周間，又有十幾則筆記，擇其五則，作為補記，跋於散論之後。
一、文明交往研究的範圍
文明交往研究的對象與範圍，與一般文明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它既研究文明主體本身的活動，也研究文明主體的對外活動，更重要的是，它最關注不同文明之間和相同文明之內的相互作用與相互影響，最關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不同人群在文明交往中的整體曆史進程。
文明交往是動態性研究，動態意識貫通於人類整個文明演進過程，但其側重點是當代，是剛剛過去的20世紀和正在發展的21世紀。遠古、中古、近代都要研究，文明交往的曆史不能割斷，其深層隱藏著曆史的奧秘，而其入口處在當代。
生產力和交往力是人類文明交往發展的動力。在20世紀，這一視點已成為亮點。這一角度，更成為觀察全球化、現代化的重要角度。正是生產力和交往力的互動張力，造成了世界範圍內各地區、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統一的整體的全球化市場和全球化社會。特別是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更加感覺到生產力和交往力之間互動張力，造成了世界範圍的全球機製和全球規則，造成了空前規模的與日俱增的生產要素、消費行為、思想理念、人員流動的全球性自由流動，形成了遍及地球各個角落的強大衝擊波。
21世紀的文明交往互動的劇烈程度、快速程度、深刻程度，都呈現出前所未見的態勢。但是，這種態勢同20世紀的巨變直接相關，又同16世紀以來的文明交往相聯係。湯因比曾經說，文明社會消亡於專注傳統目標、停滯於專注現代目標、發展於專注未來目標。唯有新生者才有未來。然而，把傳統、現代和未來三個目標恰當地結合起來，正是人類文明交往研究的永恒課題。
二、新老帝國之間的交往
美國和英國之間的交往，是西方新老帝國之間的交往，是西方文明內部在新形勢下的政治交往。
政治交往是由政治領導人及其政策來實現的。英國首相布萊爾派軍隊協助美國在伊拉克作戰，即是一例。布萊爾是個抱有“社會主義”理想的律師，布什是一個右翼的德堪薩斯石油圈子裏的人。二人越過了各自的邊界，走在一起，不過布萊爾顯然是以應聲蟲身份出現在布什麵前的。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當兩人被問及共同愛好時，布什回答：“我們使用同一品牌的牙膏”，布萊爾立即應聲附和。美國前助理國務卿魯濱說：“在英國，人們總是說，啊，布萊爾當時是克林頓的一條狗，現在又是布什的一條狗。”
布萊爾肯定不同意魯濱的話，有時還要表現出自己的獨立性，當然還要露出幾分大英帝國傳統外交政策的狡猾。他的二兒子基尼？布萊爾為他開脫說：“爸爸，您知道，諾斯勳爵就是那個讓我們丟失了美國的英國首相。無論您犯多少錯誤，都不會比那個錯誤更糟。”曆史的轉折就是從那時開始的。諾斯首相因美國獨立而下台，從此英國和美國的政治交往換了位置。布萊爾是諾斯遺產的繼承者，他隻能甘做美國的小夥計。利益驅使他這樣做，曆史牽引他這樣做，文化潛能推動著他這樣做。
英帝國“日落”於美國，英美兩帝國在21世紀在帝國問題上進一步聯係在一起。“新帝國主義論”首先由英國布萊爾首相的外交政策高級顧問羅伯特？庫珀提出來。他的基本觀點是，作為後現代國家典型的西方大國，英美兩國應習慣於雙重標準的理念，可以不必遵循國際法，不必經過聯合國授權，而且可以用先發製人的武力攻擊，作為與其他國家交往的必要手段。庫珀的理念來源於歐洲社會民主黨主政時期發動的、未經聯合國授權攻擊科索沃的“人權帝國主義”。
布什政府是這種理念的繼承者。“9？11”一周年後，布什稱：“我們將在每一大陸上通過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來擴展和平。”布什式的“新帝國主義論”就是以先發製人、欺騙等一切武力或非武力手段，推行西方民主政治製度的“價值帝國主義”。美國的霸權是全球的霸權，自由、民主的價值口號，難改其擴張的本性。它與舊式帝國主義在擴張問題上，沒有本質的區別。
英國與美國在文化上是相通的，在西方文明類型中是最接近、關係最密切的。英國與美國雖然和其他西方國家同屬西方文明，但區別還是明顯的，如法國、德國，就與英美關係不同。美國人總感到法國人不好交往。布熱津斯基在卡特總統招待鄧小平的晚宴上說，中國人與法國人有一點是相同的：都認為自己的文明優於其他所有國家。鄧小平不卑不亢地回答：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東亞，中國的飯菜最好；在歐洲，法國的飯菜最好。這種在宴會上“言因時而發”的飲食文化的回答，確實恰到好處，但從中也看到了美國文化與法國文化的區別。至少可以說，在布熱津斯基的眼裏，法國文明與美國文明是有隔閡的。這種文化的潛在力量，經常見之於兩國的政治交往之中。至於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美國，同前宗主國的英國，雖然在今天換了位置，其文化基因仍深深把它們聯係在一起。
三、交往鑄造城市
城市是文明交往更具體、更微觀、更生動的個案分析和比較研究的單位。
民族不是曆史的唯一主體，現代民族國家也不是唯一分析文明交往的基本單位。
現代化、全球化這樣宏觀的問題，需要有更多樣、更細致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