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彭樹智自傳
我1931年10月6日生於陝西涇陽。祖籍河南淅川。水利學家李儀祉興修涇惠渠使古老的鄭白渠得到了新生，我家鄉成為盛產棉糧的“一馬平川關中白菜心”。我在這塊富庶地區度過了童年時代。
我的中學時代主要是在三原度過的。抗戰期間，這裏的三原中學、三原縣中、池陽中學、三原女中、三原工職、民治中學、振國中學、銘賢中學等十多個中學雲集的濃鬱人文氛圍，熏陶了我對社會、對文學的興趣。我在涇陽學習的唯一中學是儀祉農業技術學校，校長是李儀祉的胞妹李翥儀。她那敬業與誨人精神，感人至深。記得在三原高中一年級時，驚悉她夫婦同死於車禍噩耗，悲痛之下，我用文言寫了一篇祭文。國文老師、《大公報》記者張警吾修改後，在追悼大會上宣讀，並將此文交給了從南京來參加大會的於右任。我至今耳邊仍為響著這位身著黑粗布長袍、腳穿白粗布長襪和美髯飄飄的辛亥革命元老的鄉音：“師生情誼，山高水長！”後來，我才發現，張警吾老師也曾經是陝西文史館的老館員！
一個偶然的因素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我報考西北大學的第一誌願是中文係，但曆史的考分是100分。根據當時西大“滿分必錄本專業原則”，1950年我進入了曆史係。是史學家侯外廬校長關於“大學時代要選好科學研究生長點”的治學經驗，引導我進入南亞史領域。我的萬餘字的《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史》的本科畢業論文，得到周一良老師的讚許，從而於年進入北京大學亞洲史研究生專業。在周一良、季羨林和蘇聯柯切托夫老師指導下，我完成了研究生畢業論文。它的前期成果《百年前的印度人民起義》發表在《人民日報》1957年月10日第二版，其最終成果是《1857年印度大起義略論》（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57年第4期）和《1857—1957年印度反英大起義前夜的社會經濟與階級關係》（發表在《西北大學學報》1957年第2期）。
1957年重回西北大學執教之後，我主要從事了以下幾件工作：
第一，1984年任西北大學曆史係係主任、1986年創辦文博學院並任院長至1992年。1984年，我作為中國教育部大學文科考察團成員赴美國，考察了16所各類型大學，研究了有關文理滲透趨勢、智（慧）能（力）教育和“獨立思考、創新創造”的教育哲學。它促使我對曆史、考古老專業進行了改革，增設了文物保護、博物館學和檔案館學3個新專業，組成全國第一所文博學院。部分改革總結見《美國高等文科的智能教育》（《光明日報》）1984年10月日“教育科學”版）、《西北大學曆史係深化改革的探索》和《馬克思史學名著係列課程建設》（分別發表於《中國高等教育》1989年第6、10兩期）。
第二，1987年兼任、1992年專任中東所研究所所長至今。中東所原名伊斯蘭研究所，為國務院1964年批準成立的外國問題研究所，由於十年動亂和長期辦所方向不明而瀕於困境。我到所後，確定了“現實與曆史結合、科研與教學結合”的辦所方針，建立了全國迄今唯一的中東南亞博士學科授權點和博士後流動站；並把世界近現代史碩士點擴大為南亞中東史和宗教史碩士點。現在每年在校研究生發展到50人、科研成果以自己係列性厚重特色而居全國本領域前列。我連續三屆被選為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和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雜誌特約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