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珍珠貝中采集出來的明珠，由於它晶瑩剔透，又有藥用，人們愛用以比喻珍貴之物。唐代文學家韓愈在《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一詩中說：“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映骨睡驪目。”在祖國醫藥學寶庫中，往蘊著何止成千上萬顆明珠！這些人間瑰寶，至今有的已被挖掘出來用於人世，有的則被蒙上一層灰塵，有的還被深埋於泥土裏。
五十多年前，英國著名。學家、哲學家懷德海說：“我們知道中國的藝術、文學、人生哲學越多一點，我們越敬仰中國古代文化水準之高。千年以來，中國不絕地有聰明淵博的學者畢生在鑽研著。若使我們把曆史時代所有人物的貢獻積杏起來算一筆總賬，則中國的文化要算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我們沒有疑問，中國人具探索自然科學的才能，但是他們在自然科學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若使中國孤立於世界，也沒有理由可相信她對於科學會有什麼成就。”懷德海這席話，前者對中國的藝術、文學和哲學作了充分的估計，而後者卻貶低了中國自然科學的成就。
為了證實我國古代的自然科學並非像懷德海所說的“微不足道”，我們擷取中醫藥學寶庫中光輝奪目的明珠，串集起來，編成此文。本文僅從已列入世界醫林之首的資料，加以彙集、校正、補充。凡屬我國獨有的如宋天聖針灸銅人等，因無從比較，不予列入。有的近年有新的考證，或筆者認為原材料不足以說明可列入世界醫林之首的，均作注釋，並引出新的材料，供讀者參考、鑒別。
公元前1122年以前，我國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記載病名二十二種。如甲骨文的（蠱）字，像蟲在皿中，表示腹中寄生蟲。甲骨文的（齲）字，表示牙齒上的窟窿，是由蟲蛀所致。
世界上古老的美索布達米亞於公元前七世紀，以楔形文字刻在用黏土薄片燒製而成的板磚上的疾病名，有熱病、流行病、眼病、牙病、耳病等。印度也於公元前605年在《阿闍婆吠陀》（Atharva Veda，又譯《禳災明論》）中記載了七十七種病名，並提到婦女病和保健術。但中國甲骨文病名的記載比美索布達米亞的板磚和印度的《阿闍婆吠陀》的病名記載要早六百年左右。
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我國第一部醫書《黃帝內經》，已有了血液循環的概念。在《素問·舉痛篇》雲：血液在血管內“流行不止，環周不休”。《素問·五髒生成篇》也載：“諸血者，皆屬於心。”這些記載說明全身的血液都流地於心，並在全身循環不已，如環無端。
英國醫生哈維（William Harvey）於公元1628年提出：血液是循環著的，血液自左心室經主動脈分布全身，又經過腔靜脈流回右心室，再經過肺循環流入左心室，如此循環不已。《黃帝內經》的血液循環記載比哈維的血液循環學說要早兩千多年。
公元112—207年，華佗用麻醉法施行開腹術。據《後漢書·華佗傳》雲：“若疾發累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複。”
美國醫生郎格（Crawford Williamson Long）於1842年於鄉間應用乙醚麻醉作背部腫物摘除和截肢術成功。但華佗用麻醉法施行開腹術比郎格用乙醚麻醉施行手術要早一千六百多年。
公元25—219年間，東漢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已記載水銀和錫的煉製方法。其中有“胡粉投火中，色壞變成鉛”的記述。這是氧化鉛被碳還原成金屬鉛的化學反應，也說明當時已煉製適用於治病的礦物藥。
阿拉伯約在公元600—700年間從中國學到煉丹術，製成許多化學藥物，如硼砂、升汞等。但比中國的煉丹術要遲五百至六百年。
公元265—341年，晉·葛洪的《肘後救卒方》已記載用水銀治皮膚病：即用水銀軟膏治療疥癬、惡瘡等，並掌握了燒水銀的複雜技術。
意大利薩勒諾醫校的著名外科醫生羅吉爾（Roger of polenmo）在十二世紀才使用水銀軟膏。他要比葛洪使用水銀軟膏遲八百多年。
公元265—341年，晉·葛洪的《肘後救卒方》記載：取出狂犬腦髓，研為泥膏，敷貼在被狂犬咬傷的創口上，作為治療狂犬病的方法。
法國著化學家、微生物學者巴斯德（Louis Pasteur）約在1885年間通過大量實驗觀察，發現狂犬腦中含有抗狂犬病的物質，又將因狂犬病死亡的兔腦和脊髓經多代接種減毒，製成狂犬病疫苗，並用於人體。但他的發現比葛洪提出用免疫方法防治狂犬病要遲一千五百多年。
公元265—341年，晉·葛洪在《肘後救卒方》中已有關於恙蟲病（沙虱熱）的記載：在山水或河水中有一種很難以看見的小蟲，叫沙虱。人在河水裏洗澡或涉水時，沙虱便附著人體，蜇人皮膚，特別在陰雨天氣，從水草地裏行走，更會被蜇傷。蜇傷的皮膚起一個小，點，疼前，幾天後就發燒，全身疼痛。這些記載，與現代醫學恙蟲病的記載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