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對朱繼聖以及仁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影響是深遠的，仁立的發展靠的是質量的競爭。維護良好的社會信譽，是寧波幫的成功之道，又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而隱含其後的則是講求誠信，這才是寧波幫所堅持的商道之本，也是企業之魂。
第三節團結互助
近代寧波商幫是一個以血緣家族為核心，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範圍廣泛、組織鬆散的商人和企業家群體。在外經商謀生的寧波商人重鄉誼，講團結，互相支持，風雨同舟，表現出強烈的團結互幫精神，成為抵禦險阻危難的精神支柱。一、重視鄉誼，同舟共濟寧波幫商人敦重鄉誼，明清時期在全國各地遍設會館、公所，民國時期又在全國各地遍設同鄉會，“以集合同鄉力量，推進社會建設，發揮自治精神，共謀同鄉福利”為宗旨，為同鄉排憂解難，維護同鄉正當權益。
在當時的上海，寧波同鄉的團結是很出名的。清光緒三十年（1904），在上海謀生的寧波籍人力車夫周生有，被坐車不付車費的俄國水兵亞其夫亂斧砍傷，不治而亡。旅滬寧波同鄉在四明公所的組織領導下，奮起抗爭，經過一個多月的交涉，據理力爭，終於使凶手得到懲辦，亞其夫被判處監禁8年。1930年，以在黃浦江搖舢板為生的寧波人忻丁香，被法國水兵毆打落水溺死。寧波旅滬同鄉會聞訊後，即出麵與法國領事館交涉，迫使法方懲凶、道歉、賠償撫恤金。而兩次“四明公所事件”都在上海灘轟動一時。在上海的寧波同鄉齊心協力、奮起反抗，最後迫使法國人屈服，承認四明公所的所有權。
有人稱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對抗外國勢力的第一次政治罷工”，充分顯示了寧波人團結的威力。寧波幫商人，引薦同鄉，提攜同鄉，資助同鄉，都不潰餘力。不少後來成為“寧波幫”巨子的人物，其立業之初都曾得到同鄉的大力幫助。五金大王葉澄衷15歲那年，他母親托族叔葉啟信帶他到上海，又經鄉人引薦，到一爿雜貨店學藝。後受同鄉王鎮昌（上海洋務局提督）的“識拔”，“卒以成名起業”。
定海人朱葆三，也是14歲那年，他母親方氏托鄉人帶他去上海，在協記吃食五金店當學徒。後自設慎裕五金號，結識在上海虹口開設老順記五金號的葉澄衷。葉氏對這位同鄉甚為照顧，兩人成為摯友。朱葆三得到葉氏慨允，將慎裕五金號遷到葉氏產業福州路四川路口13號大廈營業，除繼續經營大五金外，兼營機械進口業務。13號大廈位於鬧市區，且店麵恢宏氣派，朱氏由此聲譽日隆，成為上海灘足以叱吒風雲的人物，為中外人士所推崇。英商平和洋行為了利用朱葆三與上海道袁樹勳非同一般的交情，特意聘他為隻領幹薪不辦實事的掛名買辦。
洋行盛氣淩人，而對朱氏優禮有加。寧波籍買辦多半出於他的引薦，在各洋行任職。寧波同鄉稱他是“買辦中的買辦”。滬上聞人虞洽卿，14歲那年由同村族人虞鵬九引薦，進上海瑞康顏料行當學徒，後又經族人虞薌山保薦，進德商魯麟洋行，由此而開始發跡。沙船業巨擘李也亭，當初經營沙船業，得益於同鄉趙樸齋的特殊照顧。趙時任錢莊跑街，經常貸給李氏巨額款項。李氏營運資金充裕，沙船貨運規模愈來愈大，遂致巨富。寧波幫商人同鄉扶助的事情難以一一盡述。如天津寧波巨商王銘槐，因為與李鴻章關係密切，經營軍火生意而發跡。王銘槐對於寧波同鄉到天津謀職的，均竭力介紹天津各大洋行去充當買辦，對願意經商的，則資助資金，他對天津寧波幫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名赫一時的“企業大王”劉鴻生大學二年級輟學後能成為美商開平礦務局的跑街，也是得益於同鄉周仰山的鼎力相薦。寧波幫商人在上海經營輪船航運業和機器製造業的很多，因而輪船航運業中的海員和機器製造業中的工匠，幾乎都是寧波人。
徐雪筠等譯編的《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中稱，“在上海的中國人中有許多是外地人”，“買辦、仆役、船員、木匠、裁縫、洗衣工、店員則主要來自寧波”。五洲藥房總經理項鬆茂是鄞縣人，他每年都回寧波招工，挑選五官端正，口齒伶俐，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同鄉子弟進廠習業。鎮海人方液仙創辦的中國化學工業社，重要職務都由自己家族成員或親戚擔任，如董事長為方季揚，董事兼總經理為方液仙，董事兼經理為方家姻親李祖範，而且廠內職工也大都是親朋介紹的寧波同鄉子弟，使中國化學工業社幾乎成為寧波同鄉會。葉澄衷創辦的順記五金號，也基本上使用寧波同鄉。
葉澄衷還設立懷德堂，《清史稿》稱：“傭於所肆者死，育其孤，恤其嫠，困乏者歲時存問，毋俾冰餒，鄉人為之諺曰：依澄衷，不受窮。凡傭於葉氏，皆為盡力。”二、相互扶持，共渡險境在創業過程中，尤其是在企業陷入困境時，寧波商人都能聯手相幫，共渡險境。沙船航運業是寧波幫的傳統行業，近代以來，不少寧波商人轉而投資輪船航運業，相繼集資創辦寧紹、三北、鴻安、永利、永安等輪船公司。
但其開業伊始都曾遭到外國輪船公司的排擠和打擊。隻是由於得到上海及沿海、內河各埠寧波商人的大力支持，才頂住了風險並進一步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民族航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寧紹輪船公司成立後，曾經遭到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商東方公司的降價排擠，寧波幫組織同鄉成立寧紹公司航業維持會，募集現金10餘萬元，補貼公司損失。寧波商人還約定凡有商貨先交寧紹公司裝運。一般寧波人也願意多出一角錢搭乘寧紹公司客輪。
經過兩年的競爭，寧紹公司不僅堅持了下來，而且添置了一艘新輪船。由寧波商人集資興辦的四明商業儲蓄銀行於1908年在上海開業後，曾受外國銀行和同行的傾軋，一遇風潮，便拿四明銀行發行的鈔票來擠兌現洋。四明銀行實力並不雄厚，而在擠兌風潮中能多次化險為夷，其原因就在於寧波同鄉的團結互助之力。
寧波人開設的各大商店、錢莊、銀號，往往在擠兌風潮襲來時，家家代為收兌四明銀行的鈔票，甚至一些寧波籍的店員、小販，路過四明銀行門口，見有人持鈔票排隊等兌，也都掏出自己衣袋裏的銀元，去向擠兌者換取鈔票。一些遠地的甬商還特意趕來傾囊相助。
因而，使風潮很快得以平息。民國《上海縣誌》說：“辛亥光複，國內銀行兌現、提存，幾時一轍，而該行賴以平定者，甬商之力。”再如，民國15年（1926年）美商美最時洋行經營的長江貨輪任意提高運價，由寧波幫商人主持的雜糧行誌成堂，聯合漢口、九江、安慶、蕪湖、南京、上海等地同業，拒絕用美最時洋行輪船裝運貨物，致使美最時洋行的貨船空載往返，虧折甚多，不得已向誌成堂表示，“以後增加運費時，先與誌成堂協商”。
這種以宗族、同鄉為紐帶形成的同鄉團結力量，對於寧波商人企業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大大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其實，寧波同鄉會的章程也強調了這一點。在1928年的寧波同鄉會的章程中就明確規定：“本會以團結同鄉，發揮自治精神為宗旨。1945年的章程又提到：“集合同鄉力量，推進社會建設，發揮自治精神並謀同鄉之福利。”章程中的“團結同鄉”“集合同鄉力量”，正是寧波商人團結互幫精神的體現。在工商活動中，精明強幹的寧波商人充分利用各地的同鄉組織，憑著團結互幫精神，建立了許多推銷商品、獲取原材料和經濟往來的商業網。
這在一個風險大、交通不便和以一種特殊信用關係為基礎的區域之間貿易來說是非常必需的，這也是寧波商人在與其他商幫的競爭中所處的優勢。至於對同鄉的濟貧幫困的事例更多，諸如救濟互助同鄉失業、解決因災害受困的寧波同鄉各種困難等。比如，1948年，江亞輪發生海難，寧波同鄉會就撥款建立善後委員會，不僅進行艱苦的營救，而且做好撫恤工作。日本學者根岸佶在《上海的行會》中曾說，寧波商幫是鄉黨觀念異常強烈的鄉幫。在激烈的商業競爭，特別是與洋商競爭中，足以看出寧波幫商人的同鄉扶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