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主。信幼而俊邁，博覽經籍，尤精《左傳》。十五歲為昭明太子侍讀。在文化方麵的修養，是任何一個北朝文人無法相比的。這種以家世與文雅為榮的心理，在顏之推、王褒那裏也是十分典型的。顏自述其祖“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觀我生賦》）；而他自己則是：“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出入章華裏。作賦淩屈原，讀書誇左史。”（《古意二首》之一）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創作在形式上也具有任才使性的一麵，即在聲律、用典和駢偶方麵，極盡能事。從聲律上說，庾信賦與詩都有比較突出的律化傾向。如《春賦》《燈賦》《小園賦》《鏡賦》等，律句的比例很高，其句調像詩，前人說：“賦到了這步田地，也就再沒有法子再進步再變幻了。”（7）至於他的詩，在聲律方麵更是“啟唐之先鞭”。劉熙載《藝概》說：“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古體為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亦不可勝舉。”（8）李調元《雨村詩話》也說：“庾子山詩對仗精工，乃六朝而後轉為五古、五律之始。”（9）從用典方麵說，庾信、顏之推、王褒的賦與詩幾乎句必有典。當然他們的隸事用典是魏晉以來文學創作的風氣所致，但庾信的《哀江南賦》用典有幾百處之多，顏之推《觀我生賦》中的典故也有近百處之多，這肯定有其他的原因了。結合他們的心態來看，大量的用典，一是顯示其才學，一是因為亡國之痛與一身事二主的恥辱不能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必須借題發揮。再從駢偶方麵說，庾信等人不僅僅是在作品中追求那種句式的整齊美、對稱美，而是在講究對偶的基礎上尋求句式的靈活自如、變化多端。倪稱讚說：“子山之文，雖是駢體，間多散行，比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之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橫生古趣。”用恰當的比喻指出庾信作品駢偶精工而又不乏變化，偶辭儷句卻無窒礙之病的特點。以上三點使他們的詩賦，在形式上極盡綺麗之能事。客觀地說，入北南人的以詩賦自傲給北朝文學帶來了新的風氣，以入北南人為核心，往往在所在地區形成北朝文人竟相模仿南朝詩賦的風氣，這對北朝作家創作技巧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北周文人李昶《答徐陵書》稱陵文：“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已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西河之俗。”末二句用以說明庾王等入北南人對北朝文風的影響也是十分恰當的。以上是羈臣心態籠罩下入北南人文學創作的一麵。還有另一麵，就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在詩賦中表現出來的亡國之痛與鄉關之思。這一點與他們在梁時的風花雪月，歌舞升平有著很大的不同。因為家國時世、生活環境的改變，創作主體的心態也有了變化，進而引起了詩賦題材與情調的變化，形式的綺麗中注入了深刻的生活內容，使他們的詩賦在美學上具有了綺麗與沉鬱相結合的美感。仍以庾、王、顏為例，他們的羈臣心態在作品中具體表現為濃厚的懺悔意識和故國之戀。懺悔，是因為他們身為梁朝臣子，世代廣被皇恩，非但不能救國於危難，卻反身仕於敵國。因而在心理上總有一種道德上的自責。“獨生良獨恥，憫憫思舊都。”（10）“高台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築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是悲矣。”（11）正是作者上述心態的象征化寫照。這在庾信與顏之推的詩賦中，表現為他們總是援引曆史上眾多的“羈臣”或亡國之臣的事跡，或自況，或自嘲。他們屢次吟詠曆史人物如下表所列：姓名朝代〖〗主要事跡出處及次數伯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