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
李漁《閑情偶寄·頤養部·行樂第一》雲：
“傷哉！造物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彼夭折之輩無論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報罷之日。況此百年以內，有無數憂愁困苦、疾病顛連、名韁利鎖、驚風駭浪，阻人燕遊，使徒有百歲之虛名，並無一歲二歲享生人應有之福之實際乎！又況此百年以內，日日死亡相告，謂先我而生者死矣，後我而生者亦死矣，與我同庚比算、互稱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諱，日令不能無死者驚見於目，而怛聞於耳乎！是千古不仁，未有甚於造物者矣。”
李漁在此思考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問題，即生與死。這個問題曆來被哲人不斷思考著，遠的不說，即以明代思想家李贄為例。李贄《焚書》卷四《傷逝》篇雲：“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複生，猶失之不可複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李贄識悟了死乃任何人也不能避免的客觀事實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就是說，活著就應愛惜生命。這個結論是積極的。
對此，李漁的追問是：人生百年，不能無死，造物不仁乎？仁乎？
李漁所謂“千古不仁，未有甚於造物者矣”，這個思想明顯出於老子，但原意與此並不相同。《道德經》第五章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王弼注曰：“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天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通惠）由己樹，未足任也。”老子原意是說，天地無所謂“仁”或“不仁”，任自然而已--其實李漁在其他詩文中也有很接近老子的說法：“死生一大數，豈為豬豚移？”它合乎“人情物理”。
然而，李漁在《行樂第一》中反其意而用之，並生發出自己的一番道理。
“死”是不祥的，可怕的；但又是無可回避、不可避免的。這是每個人必須麵對的事實和歸宿。怎麼辦？李漁得出一個相當現實而又有些無可奈何、自我寬慰而又不免消極的結論：“不仁者，仁之至也。知我不能無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欲使及時為樂，當視此輩為前車也。”
一句話：既然死不可避免，那麼大家都來抓緊有生之年，及時行樂吧；而且老天爺以“死”來“恐我”，意思也是叫我們“及時為樂”。
李漁所采取的當然不失為一種可行的態度，但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卻不是理想的態度。我在2008年10月22日《北京青年報》上看到我的朋友周國平研究員一篇關於生死問題的講演稿，深得我心。抄錄幾段，以饗讀者：
人生哲學實際上思考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人生的意義的問題，人活著到底有沒有意義、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問題，一個是生和死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幸福的問題，生存更重要的意義在幸福上。
生和死這兩方麵確實是有衝突的，所有的問題都是這兩個矛盾引起的，都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我們平時對死亡的問題是回避的……我很欣賞西藏一位高僧的說法：“任何時候想這個問題都不早，因為哪個人先來到，沒有人能知道。”你明天還在不在這個世界上？今天是沒有辦法肯定的，突然的死亡是沒有辦法預測的，死亡是隨時可能會來到的不速之客。
哪怕今天晚上死，我也能夠非常安詳，我們要有這樣的心態。這樣的心態從哪裏來？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是靠平時的修行得來的。這是人生很大的成就。
西方哲學家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哲學就是預習死亡”，我們總有一天是要死亡的，現在要預習好。
實際上真正思考死亡、知道人生有限這不完全是消極的，是讓你對人生更認真，更好地規劃人生，去實現自己的價值，讓你進取積極。對死亡的思考增加了對人生的思考，你可以很積極地生活，爭取你的利益你的幸福，但是你同時還要看到你所得到的你爭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暫時的，你爭取到的財富、地位、名譽都是暫時的，從人生這個大的角度來說，都是過眼煙雲，所以就不要太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