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一生獻身學術與教育，曾遊學淄川，在城北黌山建書院，授生徒五百人，並引來四方眾多文學之士。
對於淄川和高密，我都倍感親切。我讀小學讀初中都在博山，從那裏往北走二十裏地（汽車上高速公路一眨眼的工夫）就是淄川，那是我好朋友的家居地，而且是大文豪蒲鬆齡的故鄉。大學畢業後，我雖供職京城，卻長期安家青島，探親、開會，路過高密無數次--當年在火車上一聽報高密站名，就知道到家了。再加上鄭玄是我天天與之相處的書帶草之祖，我簡直把這位鄭老爺子當作老朋友了。
真的沒有想到我還有鄭老爺子這麼個有大學問的同鄉，而且還是與書帶草密切相關的雅得不能再雅的同鄉。
幸哉！
花草有性，各呈其妙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眾卉第四》最後說到五種花：“老少年”、“天竹”、“虎刺”、“苔”和“萍”。
雖然在李漁看來，“老少年”乃草中仙品，秋階得此，群花可廢，並說“蓋此草不特於一歲之中，經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總之後勝於前，是其性也”；說“天竹”是“竹不實而以天竹補之”，亦是趣事；還說“長盆栽虎刺，宣石作峰巒”，隻要布置得宜，“虎刺”可成一幅案頭山水。但我看，李漁這些話說得太大，有點兒替它們吹牛。
除“老少年”“天竹”“虎刺”之外，李漁不得不承認“餘皆”（主要指“苔”與“萍”）平常不過，真可謂“至賤易生之物”。值得稱道的是，李漁能在“至賤”之中找出不賤之處，從平常之中說出不平常的地方。如苔雖易生，卻並不任人隨意擺布：冀其速生者，彼必故意遲之；然一生之後，又令人無可奈何矣。又如，水上生萍，固然極多雅趣；而其彌漫太甚，充塞池沼，使水居有如陸地，亦恨事也。
其實，何必在自然界的生物裏麵、花草之間，分貴賤、比高低？菜花比之於牡丹，似有天壤之別；然四月田疇菜花盛開，一眼望去遍地金黃，豈不美哉！年輕時我到南方出差，第一次見到此景此情，一下子驚呆了，至今難忘。那氣象比牡丹更能奪人。
我從中得出一個結論：花草有性，各呈其妙。自然事物各有自身的生命欲求，各有其生存價值。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宋理學家張載在《正蒙·乾稱》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大心》又說：“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所謂“能體天下之物”，都是一種破除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隔閡而能體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這種傳統精神在中國曆代文人中一直繼承著，李漁身上也時現之。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草本第三》有三百餘字的小序，在講了一通人之有根與草之有根，其“榮枯顯晦、成敗利鈍”情理攸同的事例之後，發出這樣的感慨：“世間萬物，皆為人設。”李漁此言有點“以人為中心”的意思，與張載又有區別。
在現代西方，類似李漁這樣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西方人稱之為“人類中心主義”）卻是被批判的對象。他們要批判人類的“自私自利”，他們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提出超越人本主義或者說超越人道主義。其實，若講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懂得“天人合一”，更尊重自然，更親近自然。中國人講“人道”與“天道”的一致，認為害“天”即害“人”。李漁亦如是。然而，在當今的世間，人是最高的智慧；在調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人處於主導地位。這樣看來，人無疑是萬物的領袖。在宇宙曆史發展到現今這個階段上，隻有人是“文化的動物”，隻有人有道德，懂得什麼是價值，隻有人能夠意識到什麼樣的行為對人對物是“利”是“弊”，而且隻有人才能確定行為的最優選擇。那麼，現今能夠超越人道主義嗎？我看，難乎其難。人道主義本身尚未充分實現，何談超越？
玉蘭花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木本第一》“玉蘭”款描繪玉蘭曰：“世無玉樹，請以此花當之。花之白者盡多，皆有葉色相亂，此則不葉而花，與梅同致。千幹萬蕊，盡放一時，殊盛事也。”這如玉之花，的確可愛。
北京人尤其喜歡玉蘭。記得正值初春我去北京醫院看病，候診時，一位六十多歲的護士大媽（我想她是返聘人員）正與一對年逾七旬的患者夫婦交談去頤和園拍攝玉蘭花的經驗，從他們的言談和眼神中我似乎看到了玉蘭之美。我也曾與朋友去頤和園觀賞過玉蘭，我尤其喜愛紫色的，覺得它格外沉穩、大方、華貴、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