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1章 花木篇(4)(2 / 2)

鄭玄一生獻身學術與教育,曾遊學淄川,在城北黌山建書院,授生徒五百人,並引來四方眾多文學之士。

對於淄川和高密,我都倍感親切。我讀小學讀初中都在博山,從那裏往北走二十裏地(汽車上高速公路一眨眼的工夫)就是淄川,那是我好朋友的家居地,而且是大文豪蒲鬆齡的故鄉。大學畢業後,我雖供職京城,卻長期安家青島,探親、開會,路過高密無數次--當年在火車上一聽報高密站名,就知道到家了。再加上鄭玄是我天天與之相處的書帶草之祖,我簡直把這位鄭老爺子當作老朋友了。

真的沒有想到我還有鄭老爺子這麼個有大學問的同鄉,而且還是與書帶草密切相關的雅得不能再雅的同鄉。

幸哉!

花草有性,各呈其妙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眾卉第四》最後說到五種花:“老少年”、“天竹”、“虎刺”、“苔”和“萍”。

雖然在李漁看來,“老少年”乃草中仙品,秋階得此,群花可廢,並說“蓋此草不特於一歲之中,經秋更媚,即一日之中,亦到晚更媚。總之後勝於前,是其性也”;說“天竹”是“竹不實而以天竹補之”,亦是趣事;還說“長盆栽虎刺,宣石作峰巒”,隻要布置得宜,“虎刺”可成一幅案頭山水。但我看,李漁這些話說得太大,有點兒替它們吹牛。

除“老少年”“天竹”“虎刺”之外,李漁不得不承認“餘皆”(主要指“苔”與“萍”)平常不過,真可謂“至賤易生之物”。值得稱道的是,李漁能在“至賤”之中找出不賤之處,從平常之中說出不平常的地方。如苔雖易生,卻並不任人隨意擺布:冀其速生者,彼必故意遲之;然一生之後,又令人無可奈何矣。又如,水上生萍,固然極多雅趣;而其彌漫太甚,充塞池沼,使水居有如陸地,亦恨事也。

其實,何必在自然界的生物裏麵、花草之間,分貴賤、比高低?菜花比之於牡丹,似有天壤之別;然四月田疇菜花盛開,一眼望去遍地金黃,豈不美哉!年輕時我到南方出差,第一次見到此景此情,一下子驚呆了,至今難忘。那氣象比牡丹更能奪人。

我從中得出一個結論:花草有性,各呈其妙。自然事物各有自身的生命欲求,各有其生存價值。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宋理學家張載在《正蒙·乾稱》中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大心》又說:“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所謂“能體天下之物”,都是一種破除人與人、人與物之間隔閡而能體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這種傳統精神在中國曆代文人中一直繼承著,李漁身上也時現之。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草本第三》有三百餘字的小序,在講了一通人之有根與草之有根,其“榮枯顯晦、成敗利鈍”情理攸同的事例之後,發出這樣的感慨:“世間萬物,皆為人設。”李漁此言有點“以人為中心”的意思,與張載又有區別。

在現代西方,類似李漁這樣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西方人稱之為“人類中心主義”)卻是被批判的對象。他們要批判人類的“自私自利”,他們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提出超越人本主義或者說超越人道主義。其實,若講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國人比西方人更懂得“天人合一”,更尊重自然,更親近自然。中國人講“人道”與“天道”的一致,認為害“天”即害“人”。李漁亦如是。然而,在當今的世間,人是最高的智慧;在調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人處於主導地位。這樣看來,人無疑是萬物的領袖。在宇宙曆史發展到現今這個階段上,隻有人是“文化的動物”,隻有人有道德,懂得什麼是價值,隻有人能夠意識到什麼樣的行為對人對物是“利”是“弊”,而且隻有人才能確定行為的最優選擇。那麼,現今能夠超越人道主義嗎?我看,難乎其難。人道主義本身尚未充分實現,何談超越?

玉蘭花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木本第一》“玉蘭”款描繪玉蘭曰:“世無玉樹,請以此花當之。花之白者盡多,皆有葉色相亂,此則不葉而花,與梅同致。千幹萬蕊,盡放一時,殊盛事也。”這如玉之花,的確可愛。

北京人尤其喜歡玉蘭。記得正值初春我去北京醫院看病,候診時,一位六十多歲的護士大媽(我想她是返聘人員)正與一對年逾七旬的患者夫婦交談去頤和園拍攝玉蘭花的經驗,從他們的言談和眼神中我似乎看到了玉蘭之美。我也曾與朋友去頤和園觀賞過玉蘭,我尤其喜愛紫色的,覺得它格外沉穩、大方、華貴、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