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李漁從鞏昌攜牡丹數本回南京乃是處於對牡丹花“守拙得貶”品行的讚賞，那麼稍早於李漁的一位奇人、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從太和山（武當）攜“榔梅”回家（江陰），則完全出於孝心--“為老母壽”。榔梅非梅也。據明徐弘祖在《徐霞客遊記》之《遊太和山日記》中描繪：“度嶺，謁榔仙祠。旁多榔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絲作海棠狀。梅與榔本山中兩種，相傳玄帝插梅寄榔，成此異種雲。”隨後徐霞客繼續寫到求榔梅之難，頗有點傳奇意味：“……其旁榔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絢爛岩際。地既幽絕，景複殊異。予求榔梅實，觀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攜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餘不信，求之益力，出畀數枚，皆已黝爛，且訂無令人知。及趨中瓊台，餘複求之，主觀乃謝無有。因念由下瓊台而出，可往玉虛岩，便失南岩、紫霄，奈何得一失二，不若仍由舊徑上。至路旁泉溢處，左越蠟燭峰，去南岩應較近。忽後有追呼者，則中瓊台小黃冠，以師命促餘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泄於人，罪立至矣。’出而視之，形侔金橘，漉以蜂液，金相玉質，非凡品也。”徐霞客趕在清明節回家，“以太和榔梅為老母壽”。
水仙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水仙”條雲：“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為命，夏以蓮為命，秋以秋海棠為命，冬以蠟梅為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之命也。水仙以秣陵為最，予之家於秣陵，非家秣陵，家於水仙之鄉也。予之鍾愛此花，非痂癖也。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群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婦人中之麵似桃，腰似柳，豐如牡丹、芍藥，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如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者，吾實未之見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謂摹寫殆盡。使吾得見命名者，必頹然下拜。”
這是一篇妙文。在李漁所有以草木為題材的性靈小品中，此文寫得最為情真意濃，風趣灑脫。從此文，更可以看出李漁嗜花如命的天性。
李漁自稱“有四命”春之水仙、蘭花，夏之蓮，秋之秋海棠，冬之臘梅。“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之命也。”李漁講了親曆的一件事：丙午之春，當“度歲無資，衣囊質盡”，“索一錢不得”的窘境之下，不聽家人勸告，毅然質簪珥而購水仙。他的理由是：寧短一歲之命，勿減一歲之花。
花木由“自在之物”變為“人為之物”，從“自然”變為“文化”，從“實用對象”變為“審美對象”，這是人類客觀曆史實踐的結果。花木一旦成為審美對象，一方麵有其“普適性”，即人們常說的所謂“共同美”；另方麵又有其差異性，即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審美追求甚至審美“嗜好”，這是由每個人有每個人獨特的經曆、家庭環境、教育、文化素養、世界觀、審美觀等等所造成的。例如，李漁於萬千花木中，以“春之水仙、蘭花，夏之蓮，秋之秋海棠，冬之臘梅”為“四命”，這是他的審美特異性。
我並不認為水仙比起其他花木有什麼特別美的地方，但是李漁對水仙情有獨鍾。之所以如此，可能與他居住在水仙之鄉“秣陵”達二十年之久有一定關係，俗話說，女人最容易愛上身邊的男人，同理，李漁是否也容易愛上二十年在身邊不斷耳濡目染的水仙呢？當然還會有其別的原因，例如水仙的審美特性與李漁自己獨有的審美心理結構可能有某些契合的地方。格式塔心理學美學認為，在自然界的物理場、人的生理場、心理場之間，在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之間，存在著力的樣式、內在結構的根本一致性，即所謂“異質同構”性。由此，我們設問：水仙的審美特點與李漁審美心理結構之間，是否也存在某種“異質同構”呢？我一時說不清楚。不管具體情況如何，反正李漁“邪門”了，特別喜愛水仙。他認為，除了水仙“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群葩”之外，更可愛的是它“善媚”“婦人中之麵似桃，腰似柳，豐如牡丹、芍藥，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水仙之淡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者，吾實未之見也。”嗬，原來水仙的這種在清淡、嫻靜之中所表現出來的風韻、情致，深深打動了這位風流才子的心。這可能是李漁對水仙情有獨鍾的最主要原因。
文震亨的科學角度和李漁的審美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