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談草木，輒以人喻”審美態度
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草本第三》曾說：“予談草木，輒以人喻。”此書凡寫到花木和其他自然事物，幾乎都是如此。他不把自然看作物，而是看作人，同你我一樣的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因此，他寫花鳥魚蟲，寫山川日月，寫風雪雨露……才靈動，才親切，才讓人體驗到感受到人的溫度、人的情感，人的愛和恨，人的苦和樂。在李漁看來，人與自然是朋友，是親戚。在他筆下，不但李花是“吾家花”，李果是“吾家果”；而且牡丹是“花王”，芍藥是“花相”，桃花“紅顏薄命”，杏花淫冶風流，“蓮為花之君子”而“瑞香乃花之小人”，姊妹花懂得“兄長娣幼之分”，玫瑰、芙蕖專門利人而“令人可親可溺”，黃楊“知命”而冬青“不求人知”，“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李漁在這裏所持的是一種審美態度或曰美學態度。
這涉及到學界不斷討論的一係列相關的重大問題：何為美學？何為美？美何在？
大家知道，美學這一術語和這個學科是舶來品，它來自西方。高建平博士在剛剛完成的一部著作《美學：從古典到現代》中對截止目前國內外仍然眾說紛紜的“美學”起源問題進行辨析，提出一種新的觀點：雖然“美學”這個詞是從鮑姆加登開始的，但是嚴格意義上的美學，或被打上引號的“美學”，真正而確定無疑的起源是康德。高建平借一位西方美學家蓋耶的話說，鮑姆加登更像是一位摩西，從沃爾夫主義的岸邊窺見了新的理論，而不是一位征服了新的美學領地的約書亞。那麼，約書亞是誰？是康德，他帶領人們來到了一個新的美學領地，即“審美無利害”和“藝術自律”的領地。總之，“美學”從康德，而不是從鮑姆加登，也不是從畢達哥拉斯或柏拉圖，也不是從夏夫茨伯裏、維柯、夏爾·巴圖開始的。這個看法值得重視，值得研究。
關於什麼是美？美在何處？我在剛剛出版的《價值美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中提出：美是一種價值形態，而價值是一種關係--對象對於人的一種關係。美作為一種特殊價值形態，是對象與人所構成的關係，即對象以其感性形態對於人所具有的意義，其積極意義就是美、崇高……，其消極意義即是醜、卑下……；美和崇高的毀滅即是悲劇，醜和卑下的毀滅即是喜劇。等等。
李漁處處從人與花木之間關係的角度來看花木，以花木（作為感性形態）對於人所具有的意義的角度來看花木，這就是一種審美角度、審美立場和審美態度。李漁的時代，十八世紀，即使在西方，還沒有“美學”這個學科，也沒有“美學”這個詞。所以，很自然，李漁自己不會意識到自己所取的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審美”的或“美學”的角度、立場和態度，就如同莫裏哀喜劇裏的某個人物說了一輩子話沒有想到自己說的是散文。但李漁自覺或不自覺進行的活動，我們今天給它一個命名：它正是一種審美活動。李漁對花木的鑒賞是一種審美實踐活動，李漁對這種審美鑒賞進行思考和理性把握，則是審美理論活動。
生態美學
三百年前人們還還不知道“美學”，更不可能知道所謂“生態美學”，李漁等人當然也如此。但李漁思想中已經（不自覺地）存在生態美學的因子。因為，從李漁所描寫花木的文字大家會看到，李漁處處以人與花木的親和關係來看待花木的美。僅舉二例。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藤本第二》描述“玫瑰”曰：“花之有利於人，而無一不為我用者，芰荷是也；花之有利於人，而我無一不為所奉者，玫瑰是也。芰荷利人之說，見於本傳。玫瑰之利，同於芰荷，而令人可親可溺，不忍暫離，則又過之。群花止能娛目，此則口眼鼻舌以至肌體毛發，無一不在所奉之中。可囊可食，可嗅可觀，可插可戴，是能忠臣其身，而又能媚子其術者也。花之能事，畢於此矣。”李漁《閑情偶寄·種植部·草本第三》描述“菜”曰：“菜果至賤之物，花亦卑卑不數之花，無如積至賤至卑者而至盈千累萬，則賤者貴而卑者尊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者，非民之果貴，民之至多至盛為可貴也。園圃種植之花，自數朵以至數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畝，令人一望無際者哉？曰：無之。無則當推菜花為盛矣。一氣初盈，萬花齊發，青疇白壤，悉變黃金，不誠洋洋乎大觀也哉！當是時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風導酒客尋簾，錦蝶與遊人爭路，郊畦之樂，什佰園亭，惟菜花之開，是其候也。”在李漁看來，無論玫瑰還是菜花，都是人類的朋友，其他花木亦可作如是觀。這就是中國人的“天人合一”的態度。張載《西銘》曰：“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十八說《西銘》篇曰：“中間句句段段，隻說事親事天。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這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天人合一”，這正是生態美學的哲學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