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朋友聚會，請朋友吃飯，是吳先生一大樂事。有一次不知什麼緣由他同我們談起朋友喝酒相聚的事。那大約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北京有一家人，乃前清官宦之後，因手頭緊，要賣一壇好酒，說這壇酒是其先人在道光年間埋於地下的，已逾百年矣。吳先生聞訊，與幾個朋友趕去。一看，果然是好酒。打開壇蓋：酒已成黏糊狀，香氣襲鼻……於是買下。吳先生說，那酒雖好，已經稠得不能直接喝了，必須兌上今天的上等糧食酒才好享用。吳先生鄭重其事發帖給知己朋友，擺了一桌酒席，詳細講述此酒來曆，讓大家細細品味，然後暢懷共飲。我當時被吳先生的描述陶醉了，隻恨自己無緣。
吳先生朋友多，人緣好，所以，人樂意助他，他更樂意助人。從河南五七幹校回京後，一次他家（校場頭條）的下水道堵了，請幾個年紀稍輕有一把子力氣的朋友和學生幫忙，於是我們三人--當時還賦閑在家的京劇武生王金璐，文學研究所有名的拚命三郎欒貴明，還有我，應聲前往。不到半天，活兒就幹完了。中午吳先生請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席間海闊天空談起來。吳先生對京劇界特別關注，並且為當時的京劇前景擔憂。他的侄子文革前入戲校學京劇，是一名很有天賦的京劇苗子，文革中卻不能正常練功。吳先生連連歎息：“京劇如此狀態，未來可怎麼得了，怎麼得了！”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於言表。此心此情，上天可鑒！文革後情況有了轉變，他的侄子，當年我們在他家見到的那個長得十分秀氣、還一臉稚氣的小夥子，據說成了京劇院的領導--這是後話。吳先生當時所談，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王金璐的遭遇和前途。這位京劇名角正處於人生和事業低穀：文革時他被發配到西北某劇團，不幸摔斷了腿，一時不能再演戲了，似乎麵臨著被淘汰、被辭退的命運。吳先生憤憤不平，甚至要罵人。他表示一定要同朋友們商量，為王金璐謀出路。我與王金璐先生隻有這一麵之識，後續情況我不得而知。但文革後我從媒體知道王先生果然重返舞台，成為“武生泰鬥”級的人物，為此我甚感欣慰。我想這其中應該有吳曉鈴先生之力。還有一件與我直接有關的事不能忘懷。那時我妻子正好來京探親，不知怎麼就說起她十幾年屢治不愈的頭痛病，來京看病連號都掛不上。吳先生一聽，即曰：“何不早說？這事好辦。我給你寫個條，不用掛號，直接去宣武醫院神經內科找徐大夫。”後吳先生又補了一句：“徐大夫是侯寶林的幹女兒。”第二天我們就去找了徐大夫。那時她大約不到四十歲，一看是吳先生的手書，立即笑臉相迎，詳細診問，最後又起身相送。這是我們曆年尋醫問病最順當、最舒服、最痛快、最滿意的一次。此後再沒有見過徐大夫，想她現在早已過了古稀之年。願好人一生平安、幸福！
其實吳先生一直關心我、幫助我。一九八二年我的《論李漁的戲劇美學》出版，馬上送吳先生請教。他看了，很高興，說你再拿來一本，我去美國訪問，送給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吳先生從美國回來說，大作已贈韓南教授，他說很好。不久韓南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作學術交流，點名與我會見。當時的文學研究所所長許覺民在鬆鶴樓宴請韓南，我有幸忝列其間。
吳先生仙逝已經十又四年。但我腦海時時閃出先生睿智而風趣的笑臉，還有他抬頭看人時那有點兒凸顯的眼球。我情不自禁地問一聲：先生，你在那邊過得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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