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閑情偶寄·飲饌部·蔬食第一》中談瓜茄瓠芋山藥蔥蒜韭蘿卜芥辣汁等菜蔬時，適足表現出他是名副其實的平民美食家。瓜、茄、瓠、芋、山藥，蔥、蒜、韭，蘿卜，辣芥等等，全是老百姓的日常食物，就像“米飯”“麵條”等等一樣為百姓之須臾不可缺少。而李漁卻把這些最平常的食物的特點，如“煮冬瓜、絲瓜忌太生，煮王瓜、甜瓜忌太熟；煮茄、瓠利用醬醋，而不宜於鹽；煮芋不可無物伴之，蓋芋之本身無味，借他物以成其味者也；山藥則孤行並用，無所不宜，並油鹽醬醋不設，亦能自呈其美”；辣芥“陳者絕佳，所謂愈老愈辣是也，以此拌物，無物不佳”；“生蘿卜切絲作小菜，伴以醋及他物，用之下粥最宜”等等，說得有聲有色，趣味盎然。
李漁在其他款中還論述了麵、粉、水產、家畜、家禽等等幾千年來中國平民日常食物，並說出許多人們習焉不察的道理，其“飯粥”款所說的飯和粥，就是中國人飯桌上最常見的食物，百吃不厭，伴隨中國人一輩子。王蒙有一篇小說名為《堅硬的稀粥》，“堅硬”，乃數千年長盛不衰之謂也。的確如此。
這些都顯露出李漁平民美食家的本色。
也難怪，中華民族是踏踏實實過日子的民族，幾千年來中國老百姓就這樣日複一日生活過來了，其執著和樸實，堪稱世界之“樣板”。我的朋友王學泰先生在一次訪談節目中說，關於食物內容，三千多年來的中國，人們一直食用稻米、小麥、小米、蔬菜、水果、家畜、家禽，水產品乃至酒、豆腐等等，這些食物大多，大約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還是現在人們日常所吃的食物。也就是說，兩三千年前的食物內容與今日沒有多大差別。
食物構成在兩三千年前也基本固定下來。這就是《黃帝內經》上所說的“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這也是日後華夏民族的飲食構成。這種有主副食之分的食物構成方式，有其獨特性，直至今日也沒有多大變化。
由此看來，李漁所說的“穀食”，在中國人的飲食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主導性的地位。按照中國人飲食習慣，假如一頓飯不吃主食--即以穀物為主的食品，就如同沒有吃飯一樣；副食（菜蔬和少量肉類、魚類等等）差一點可以，但是不能沒有主食。常見北方農民，幾個玉米麵做的窩窩頭就一塊蘿卜鹹菜、或者幾張煎餅卷上大蔥黃醬下肚，就算吃了一頓飯；新疆（古時所謂西域）的少數民族農民兄弟，早上懷揣一個饢再加上一個哈密瓜下地幹活，就算一頓中午飯。
李漁之津津樂道“穀物”、“菜蔬”等等這些“平民”食物，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本性使然；他作為平民美食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不好酒而好客
李漁《閑情偶寄·頤養部·行樂第一》談到“飲”時，如是說：“宴集之事，其可貴者有五：飲量無論寬窄，貴在能好；飲伴無論多寡，貴在善談；飲具無論豐嗇，貴在可繼；飲政無論寬猛，貴在可行；飲候無論短長，貴在能止。備此五貴，始可與言飲酒之樂；不則曲蘖賓朋，皆鑿性斧身之具也。予生平有五好，又有五不好，事則相反，乃其勢又可並行而不悖。五好、五不好維何？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談；不好長夜之歡，而好與明月相隨而不忍別；不好為苛刻之令，而好受罰者欲辯無辭；不好使酒罵坐之人，而好其於酒後盡露肝膈。坐此五好、五不好，是以飲量不勝蕉葉，而日與酒人為徒。近日又增一種癖好、癖惡：癖好音樂，每聽必至忘歸；而又癖惡座客多言，與竹肉之音相亂。飲酒之樂，備於五貴、五好之中，此皆為宴集賓朋而設。”此“五貴”、“五好”，可謂飲酒之“文明條款”或“文明公約”，律己勸人，皆好。
自古以來，酒就與中國文人結下不解之緣，對於許多詩人來說簡直是詩、酒不分家。我的朋友劉揚忠研究員有一部專門研究詩酒關係的專著《詩與酒》（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論述了中國酒文化對於曆代詩人之創作心態乃至其整個人的精神狀貌的影響，從文化心理的層麵上揭示了詩與酒的內在聯係。
晉代大詩人陶淵明流傳至今的詩大約一百二十餘首，其中寫飲酒或與酒關係密切者就有六十餘首，占一半。這些詩若沒有酒，大概也就沒有味道了。像《和郭主簿》中“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四句，酒香與親情融為一體，每讀之，總覺得心裏暖暖的，像一杯茅台下肚，慢慢融化開去。陶淵明與朋友同飲，暢敘友情而通宵達旦，《歸園田居》其五說：“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化明燭，歡來苦夕短，已複至天旭”。陶淵明獨飲，則自得其樂，悠哉遊哉：《雜詩》其四說“一觴雖獨進，杯盡須自傾”，《飲酒》其九又說“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對於陶淵明，酒可以解憂（《和劉柴桑》“穀風轉淒薄，春醪解饑劬”、《遊斜川》“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亦可以助樂（《雜詩》其一“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倘無酒，中國文學史上就不會有陶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