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風尚的流變
李漁自己的服飾思想在流變，而他還特別注意到整個社會的服飾風尚、特別是服飾色彩的流變。《閑情偶寄·聲容部·治服第三》中說：“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其大勝古昔，可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複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於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至於大背情理，可為人心世道之憂者，則零拚碎補之服，俗名呼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縫，古人非好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不同，不能象體而織，是必製為全帛，剪碎而後成之，即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故強存其跡。讚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兩條、廣為數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肖何物而後已乎？”
這段話有幾處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李漁描述了從明萬曆末（李漁“兒時”）到清康熙初五六十年間衣服風尚和色彩變化的情況：先是由銀紅桃紅變為大紅，月白變為藍；過些年，則由大紅變為紫，藍變為石青；再過些年，石青與紫已經非常少見，男女老少都穿青色的衣服了。李漁的這段描述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是我們研究古代（特別是明末清初）服飾色彩流變的第一手資料。
第二，李漁試圖探索和總結服飾風尚和色彩之所以如此流變的機製和流變的方式。他的判斷是：“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於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他所捕捉到的，主要是促使服飾變化的社會心理因素，即所謂“人情好勝”。他認為，眾人的心理趨向造成某種服飾風尚和色彩沿著某個方向變化。而且，這種心理趨向之促使服飾風尚和色彩流變，是在無意識之中發生和進行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即所謂“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於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黃強教授在《李漁與服飾文化》一文中分析李漁這個思想時，認為曆史上“對流行色彩、流行款式的追求，是一個遞變無窮的流動過程”，並提出服飾風尚和色彩流變的“趨同”和“變異”矛盾運動說：“某種色彩成為流行色彩，某種款式成為流行款式，就表層原因而言，確如李漁所雲：‘並非有意而然’--有人登高一呼，群起響應；而是‘人情好勝’--人們對服飾美的追求。當生活中出現一種新的服裝色彩或款式時，人們便‘群然則而效之’，這是‘趨同’。等到形成時尚與潮流，其中也就包含著對這種時尚和潮流的否定，因為服飾審美趣味中還有另一種因素在起作用，用李漁的話說就是‘人情厭常喜怪’，‘喜新而尚異’。總有一批推動服飾潮流和時尚的先行者們，他們厭棄了已在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色彩和款式，用更新的色彩和款式取而代之，這是‘變異’。”我認為，說“流行色彩、流行款式的追求，是一個遞變無窮的流動過程”，用“趨同”和“變異”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服飾風尚色彩的流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恐怕還應考慮促使流變的更多因素和更多形態。譬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劇烈變動造成審美心理結構和審美趣味的變化，外來思想文化的傳入形成的衝擊，曆史上掌權者（某位皇帝）的大力倡導，某位皇後服飾的表率作用，今天社會公眾人物（著名演員、藝術家）服飾的引導力量，統治者頒布的法規、命令的強製作用等等，都會對服飾流變發生影響。另外，“趨同”和“變異”的來回蕩動，實在也很難有一種規律性的形態，客觀實際上的服飾風尚的走向，是很難預測的。“言如是而偏不如是”的事情，在服飾流行中會較多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