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貌相宜”
《閑情偶寄》中關於“治服”，即屬於今天我們所謂服飾美學範疇裏的許多問題，李漁也有自己的理論建樹，提出了不少相當精彩的觀點，我認為其中第一個須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與貌相宜”，這是李漁服飾美學的核心思想。
何謂“與貌相宜”？
李漁在《閑情偶寄·聲容部·治服第三》“衣衫”款開頭便說：“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這幾句話中，我認為“貴與貌相宜”是李漁服裝美學的總體指導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今天仍然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李漁看來，服裝（包括鞋帽）必須與穿著它的人相適宜、相協和、相一致，融為一體而相得益彰，也就是一些美學家所倡導的和諧美。李漁認為這是服裝美的基本標誌，也是服裝美的理想狀態。如果服裝與穿著人的麵色、體態、地位、身份、氣質等等不相稱、不相宜、不協和、不一致，那就根本談不上美。李漁說：“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麵，麵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麵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相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於其間也。使貴人之婦之麵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麵為仇乎？故曰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麵相宜。”此外，李漁還提出服裝“貴潔”、“貴雅”的問題：“綺羅文繡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豔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就是說，一套服裝如果弄得髒兮兮的，再好、再精也說不上美；一套服裝如果隻是華麗甚至花裏胡哨卻不雅致，那也很難說得上美。其實“貴潔”、“貴雅”也涉及到並且最後歸結到“合宜”與否（是否“與貌相宜”）的問題，也即李漁所謂“綺羅文繡之服”“紅紫深豔之色”倘若“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
細細分析起來，我認為“與貌相宜”可以有幾個方麵的意思。
一是與人的麵色相宜。這是李漁關注得最多的地方。他強調“人有生成之麵，麵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為什麼同一套衣服讓好幾個人來穿，有的人穿上好看，而有的人穿上則不好看呢？關鍵在於“麵色與衣色”之相稱不相稱。不同的人，麵色黑白不同，皮膚粗細各異，所以就不能穿同樣顏色、同樣質料的衣服。衣服若與其人麵色不協和、不相宜，則不美反醜（“與麵為仇”）。所以各人必須找到與自己的“麵色”相宜的衣服。這一點李漁有比較自覺的意識。
一是與人的體型相宜。李漁對此雖然也隱躍意識到了，但關注不夠，故論述也不多。今天的服裝設計師特別注意人的體型特點，譬如個子的高矮，身材的胖瘦，肩膀的寬窄，脖子的長短，臀部的大小，上下身的比例協調度（有的人上下合度，有的卻是上身長下身短或是下身長上身短），腰肢之粗細，胸部是否豐滿，等等，根據每個人的不同特點，設計、裁剪和縫製與其相宜的衣服。
一是與人的性別、年齡、身份、社會角色以及穿著場合等等相宜。李漁對此也有所涉及，他注意到服裝與“少長男婦”即性別、年齡的關係，如謂“女子之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他還舉頭巾為例，認為不同頭巾可以“分別老少”“方巾與有帶飄巾同為儒者之服，飄巾儒雅風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別老少，可謂得宜。”他注意到服裝與文化素養有關，認為“粗豪公子”宜戴“紗帽巾之有飄帶者”，而風流小生則宜戴瀟灑漂亮的“軟翅紗帽”。他提到不同場合宜穿不同衣服，如“八幅裙”與“十幅裙”就有家裏家外之別：“予謂八幅之裙，宜於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他還經常說到“富貴之家”與“貧寒之家”服飾的不同，等等。
一是與人的內在氣質相宜。李漁強調了服裝與內在氣質和文化素養的關係，如解釋“衣以章身”時說：“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於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益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為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於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為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為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身’之解，亦複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為畫棟雕梁，即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者，常見蓽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這段話中，李漁的許多觀念在今天看來顯然是需要加以批判地分析的，不能完全肯定；但是他關於服飾與內在氣質相宜的思想，還是可以“抽象”地繼承和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