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滲透著杜先生雪泥鴻爪之思的《心解》，更多的卻是他生活的樂趣與美感。如在大學課堂上，聽自己的老師、著名朗誦詩人高蘭教授借鑒戲曲念白的經驗朗誦現代詩；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帶著自己的習作，到何其芳同誌家請教文章作法；“文革”中在“五七”幹校時，與吳曉鈴先生一起，趕了幾十裏路，去羅山縣城吃甲魚；“文革”後期迷上了養花，能夠與好友三人，騎自行車逾一個半小時，到北京西南郊豐台鄉購回一盆茉莉；“文革”結束後，八十年代初去廣西開會，坐飛機從桂林七星公園帶回一盆紅色茶花，像愛護嬰兒一樣愛護它；為了了解李漁所言“西施舌”為何物，也為了一飽口福，舉家而赴友人為之專設的“西施舌”宴；2009年10月赴浙江金華開會，登臨李清照題詠過的八詠樓，參觀蘭溪李漁故裏與“芥子園”紀念館；凡此種種，無不針對李漁的某一話題有感而發。從中我們不無驚異地發現，美學家杜書瀛先生對美的感悟和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追求，與李漁竟有如此多的相通之處。三十年中，他夢繞神牽於李漁，有以使之。
讓李漁走進當代
在《心解》後記中，杜書瀛先生寫道：“人去也，精神尚在；精神尚在，就是活著。”《心解》全麵係統地揭示出李漁美學在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依然具有價值的頑強生命力。
挖掘中國古代審美文化資源，研究中國古代審美文化理論，根本目的在於為當代審美文化的構建提供借鑒。一種古代審美文化理論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切入的深度，取決於三個因素：這種審美文化理論所具有的曆史穿透力；傳播和普及這種審美文化理論的社會條件；在新的時代，為激活這種審美文化理論的曆史穿透力而付出的努力。
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不懈和永恒的追求，便是尋找生活的樂趣，講究生活的藝術，提升生活的質量。社會動蕩與戰亂會延緩或打斷這種追求，但隻要社會生活恢複常態，這種追求的腳步會百倍前行。因此，隻要是在講究生活藝術，提升生活品位方麵有獨到見解的審美文化理論，必然會具有很強的曆史穿透力。李漁對自己的藝術創造精神能夠流傳後世充滿自信。他早年出賣伊山別業時，就曾在《賣山券》中寫道：“青銅白鏹能購其木石，不能易其精靈；能貿其肢體，不能易其姓名。”李漁晚年對其日常生活美學理論的結晶《閑情偶寄》極為自負，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以《閑情偶寄》為核心的李漁的日常生活美學，體係完整，內容豐富，見解獨特，敘述生動，適應社會各階層的不同需要，三百多年中，影響不可磨滅；太平盛世，尤其膾炙人口，絕不是偶然的。而在逐步追求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當今中國社會生活中，李漁的日常生活美學一反封閉時代受到的冷遇，而恢複其價值，又說明這種審美文化理論具備了進一步傳播和普及的社會條件。現在需要的是為激活這種審美文化理論的曆史穿透力而付出努力，《心解》在這方麵做了很好的工作。
李漁畢竟已是三百多年前的古人，要為當今的讀者激活他的審美文化理論的曆史穿透力，就應當為李漁作出準確的、符合事實的、體現其文化特征的學術定位。稱李漁是小說家、戲劇家、戲劇理論家、園林設計師、美食家等等，準確且符合事實，但涉及的文化層麵過於分散，缺乏概括性，更遑論體現其文化特征了。這樣的定位，無法將李漁從明清眾多文學藝術趣味涉獵廣泛的文人中區別出來。稱李漁是“通俗文化大師”，這是已故單錦珩先生給予李漁的概括，他解釋說：“讀過《李漁全集》，才會知道李漁貢獻的豐富。他是文學家、批評家、出版家，同時他在所涉及的其他方麵，從水平看，也無一不可名家。但他在各方麵有個共同特點，就是通俗。他追求通俗，善於通俗，是世界少有的通俗文化大師。他的作品俗而不粗，富有哲理和趣味，真正做到深入淺出。”這一定位符合事實，有概括性，文化層麵提升了，單先生的解釋也有道理。我原先認同單先生對李漁這樣的定位，但後來聽到不同意見。不同意見認為，要論通俗文學的創作與整理，馮夢龍先於李漁，“三言”的成就優於李漁的話本小說。此說似又未嚐沒有道理。至少“通俗文化大師”之稱，尚不足以代表李漁的文化特征而區別於馮夢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