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認為公眾除了在網絡上發泄這種鬱悶情緒之外，在生活中可以做哪些建設性的事情？
梁曉聲：一方麵我們肯定宣泄本身也是一種能量，當他抱怨、罵娘甚至嘻哈的時候，他總體上來說，是一種能量的宣泄，這是我們內心負麵元素宣泄出來使其成為正能量的過程。當我們仔細分析的時候，這些在網絡上發泄的人，可能並不是對社會公共事件表示憤慨，可能僅僅是因為他與老板或者老婆產生了矛盾……因此，我們會看到，在網絡上那些並不十分關乎普遍人利益事情的討論，恰恰點擊率更高。而真正關乎大多數人利益和國家未來的討論，需要嚴肅，需要思考，需要和別人進行思想的互動，點擊率可能是相對是少的。比如我自己，可能寫一篇散文或者時評的稿子，點擊率隻有一萬，但如果寫有關我的緋聞，那點擊率有可能是幾十萬，幾百萬。這種狀態，首先我們得承認其普世性，其次，當其成為普遍性的時候，就不好了。事實上，網絡是論壇、藝術聖殿、街頭雜耍、廁所比鄰在一起的一個場子，離得太近了，鼠標稍微動一下，可以從一個空間跳到另外一個決然不同的世界。所以，“中國夢”取決於我們這些手持鼠標的人的選擇。八卦對這個國家的進步沒有任何意義，八卦對不希望進一步改革的人，是有極大的益處的，這正是這部分人希望的。我提醒大家，不要成為八卦看客，這個社會需要正能量。
問：那你覺得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曉聲：這個世界會好的，肯定會好的。有一些國家至少在某些方麵，已經有了一些好的示範，這些示範，一定會影響我們，這些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事實上，變得好不好，並不是特別難的，隻要有一些人真的從自身開始做起，並且這些人對這個國家的影響夠大的話，或者借助法規的話，它就會變的。比如現在新班子上任，提出從我做起幾菜幾湯、不要前呼後擁，會場上不要到處擺花、不要鋪紅地毯……結果呢，就是變了，至少這件事情變好了。盡管未來會經曆不少曲折，或者倒退，或者陣痛，或者混亂，但是人類曆史終極的一個向前的目標——每個人在一個國度裏所感到的活著的快意和尊嚴，我肯定是相信的，而且中國也在朝這個方向走去。
3.如果連知識分子都不發聲的話，你還能指望誰呢？
問：你認為知識分子在當下這個時代，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梁曉聲：寫《鬱悶的中國人》，就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做的事情。如果連知識分子都不發表這樣的聲音，都不去表達這樣的一些看法的話，那你指望誰呢？在這個時代，我們知識分子也需要內省自身，我們做了哪些改變，我們有哪些進步？
我們中國有一個詞叫“配”，你怎樣才配怎樣？這個字雖然說起來會傷人，實際上，你主觀上有怎樣的正能量以及對這種正能量的信任，你客觀上才能夠參與到對負能量和負現象的解構行動當中去。換句話來說，如果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改革麵對的是八卦看客，你要是改革者，你有改革的情懷，但你有改革的信心嗎？你也是人，你可能會想，我拿這樣的民眾怎麼辦？他們能理解、支持、相信我嗎？我的改革會在他們那裏被嘻哈掉嗎？作為一個知識者，也會這樣想，我要發聲嗎？我發出來的聲音會被多少人理解，如果我發出來的聲音也淹沒在對我的聲音的嘻哈當中，那我不發聲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不會比其他人生存得更痛苦。那好了，我不發聲了，誰更痛苦誰發聲……由此，作為更應該盡責任和使命的知識分子都解脫的話，那結果會是怎樣？所以，我希望讀完《鬱悶的中國人》之後，有一些人會覺得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這“想法一樣”的人逐漸地多起來，就很好了。中國不可能是幾個文化知識分子肩負起對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方法的推進上，它一定需要形成一種合力。
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的寫作充滿了鮮明而強烈的憤怒，而現在，那些社會問題變本加厲了，我的文章反而變得溫和了。這看起來很奇怪，因為我逐漸發現，有些是屬於社會問題，那些社會問題不是寫一兩篇文章就能解決的。當我成了政協委員的時候，我要把那些社會問題帶到政協去。我可能在政協上表達了之後，再麵對這個事情的強烈情緒會溫和很多，再寫文章就可能是談另外的稍輕鬆的事情。
問：你對微博上公共知識分子的表現持什麼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