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完這部《徽州傳》的時候，2006年已經落幕。2007年的第一場雪正在我的窗前飄飄灑灑。
寫作似乎也是有著慣性的。它就像拉車。近幾個月來，我的作息時間變得機械而呆板。寫作就像一根無形的繩索，我用我的回憶和想象拉起徽州在電腦裏蹣跚而行。我的一隻腳踏進旁征博引的泥淖，另一隻腳則踏進想象與思考的巫術。說巫術的意義在於，隻有這樣幻變的方式才能將自己的整個思緒沉潛入古徽州內心的波瀾——而這樣負重和窒息的生活終於結束了。我長籲一口氣，身體回到了現實，但思想卻一直刹不住車，我的靈魂還遊走在煙雨空蒙的徽州。
也許對於我來說，能夠寫作《徽州傳》實在是我的幸運。我出生在這片土地上，也生長在這片土地上。我一直想深入這片土地，同時也想掙脫這片土地；掙脫的願望使我更加深入，深入又使我意識到更應該掙脫——這樣的思考和行為方式看起來像一次悖論，但我的內心卻再清晰不過。世界的至理就是悖論，就是各種力量之間的平衡。我覺得這不僅僅體現在我與徽州的關係上，還體現在一切法則上。
而我的寫作，實際上就是我掙脫和深入的具體表現。
80多年前，梁啟超在闡述中國曆史時，曾經有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曆史可分為三個大段落，一是“中國之中國”，即從古埃及文明同時的黃帝時代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完成了中國的自我認定；二是“亞洲之中國”，從秦朝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紀結束，中國與外部的征戰和溝通基本上局限於亞洲，中國領悟了亞洲範圍內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由被動受辱為起點，漸漸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這樣的說法，應該是很正確的。確切的情況在於，在前兩個階段，中國文化並沒有顯示出自己的短處來，並且還有一定的優勢，而在後一個階段，那種在發展以及文化中的軟肋完全地表現出來了。這樣情景，使得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心浮意亂，無所適從。
在寫作《徽州傳》的那段時間裏，很幸運的是我去了一趟大洋彼岸。這使得我暫時掙脫了徽州，進入了另外一種感覺。而這樣的感受作為一種新鮮的參照，是非常有必要的。在那裏，是與徽州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它輕鬆、隨意、健康、自由，它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地方概念，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人文概念。我知道在我所見到的表麵差異背後，存在著文化的內在控製力。一種文化取代不了另外一種文化，一種石頭取代不了另外一種石頭。並且我深有感觸的一點是，從空間上來說，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離我們如此之近，但從時間上來說，那種觸手可及的東西又看起來是那樣遙遠。時間真是相對的，相對的意義在於，一點微小的改變和進步，都要耗去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就人類文明的方式而言，人類的思想和文化一開始是在爬行，那時候的狀態是蒙昧的；而後，在清楚地知道地球的形狀，在明晰了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以後，文明才算是直立行走；再以後，世界進入了現代化，人們依仗著科技創新的能力，開始了文明的跑步階段……至於往後，人類最終要依托怎樣的方式，才能掙脫人類自身攜帶的阻力，實現著自由的飛翔呢？
我有時想，就現時地球上的文化延脈來說，任何文明都是有缺陷的，也有著自身的優點。徽州文化乃至中國文化也是如此。在我看來，所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分支，就如同河流一樣，雖然源頭的支流不一，流淌自不同的方向和出處，但它們的實質都應是一樣的，都源於人對於世界的認識，源於人的意識對於客觀世界的反映。隻不過這樣的河流有清有濁，有淺有深，有湍急有舒緩，但淌著淌著，河流自然會交融相彙，彼此不分，成為一條寬廣的大河。既然中國文化是人類文明的上流的諸多分支中的一種，它就必定帶有那個階段文明的一些局限性，也帶有人類自身的一些局限。它同樣需要在與世界其他文化的交融和撞擊中不斷提升，也不斷升華的過程。
在我看來，五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以及生存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國文化非常複雜的雙重性，一方麵，中國文化崇尚平和，崇敬自然、和諧與簡單；但另一方麵，中國文化“明儒暗道”的特征又非常顯著，陰謀的成分非常多，工於心計，表裏不一。這樣的情況再正常不過，當一種文化和學說從專製的通道中出來的時候，就已經變形扭曲了。這樣的存在還造就了中國文化一些其他的特質，比如說模糊性，虛偽性，實用性。這都是與西方很多思想文化所不盡相同的，也是與西方文化有著差別和距離的。現在我們所說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的背景、希臘的理性思維、羅馬的法律思想以及德國近代辯證法的結合。對於西方文化來說，在它的發展中同樣也存著一個進步和提高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