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一段時間裏，我對於羅馬文化非常感興趣。因為我覺得羅馬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著相當的互補性——中國文化所缺少的，就是羅馬文化所擁有的；而羅馬文化所缺少的，也正是中國文化所擁有的。而以我的觀點，我覺得中國文化最根本的弱點在於對人性也即人本身的陌生和忽略，這使得這種文化在原點上缺乏一個強硬支點的支撐。世界上可能沒有一個民族像中華民族這樣重視人倫日用吧，不重視“本心”。而羅馬文化呢，致命的弱點又在於對於人性無原則的遷就。這兩種文化相遇得太遲，而他們如果能做到互補的話，那就非常完美了。一種持久的文化一定是兼收並蓄的，它必定能夠寬容地吸取著，處於一種蓄勢待發的狀態中，而真正的好的東西應該說是世界人類文明共同的產物，是不應該賦予它“東方”或者“西方”標簽的。
我一直在想的是，盡管中國文化給這個民族的科學、文化、觀念形態、行為模式帶來了很多優點和缺點，但它一直在適應迅速變動的近代生活和科學行進道上顯得蹣跚而艱難。正是如此，我覺得，在保存著自己文化優點的同時，如何認真研究和注意吸取像德國抽象思辨那種驚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經驗論傳統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羅斯民族憂鬱深沉的超越要求等，使中國文化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構建，這應該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最終是建立在這個民族人格和心智上升與拓展的前提下。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在更高的層次上構建民族文化，應該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在寫作《徽州傳》的過程中，我麵臨的最大的問題在於：一是如何確定徽州在文明中的位置，如何將徽州擺在一個適當的地位進行表達。如果將徽州放在一種世界視野當中來審視的話，它本身會顯得渺小而狹窄；但如果不納入那種大的背景之下，它本身又會變成那種皺紋中的囈語，變成那種津津樂道的自戀或者自憐。二是如何確定語言風格。徽州一直不是大漠江北，在整體上，它顯得細致而精確，又顯得蒼古而沉重。所以我在整體風格上不可能洋洋灑灑，大開大合。而在更多的時候，出於介紹徽州的需要，我又不得不用一種直白的語言方式加以描述。這樣的情況在不知不覺中增加了寫作的難度。一方麵，我不能用一種呆板的語言來深入一個靈性的徽州，另外一方麵，我又不能將徽州寫得華而不實。也因為這一點，讓我在寫作的整個過程中顯得躊躇傷神，費思量，又難忘。
現在的中國，一直以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速度發展著。曆史正以一種快速的方式迅速遁去，而未來則是山雨欲來春滿樓。那種強烈變化所引起的震撼以及失落一直讓我們困惑和迷亂。或許對於我們這一代中國人來說，身前身後的世界簡直可以說是天宵之別。也許世界發展到今天這個步驟上，便隻有世界史，沒有地方史；隻有人類史，沒有區域史了。而接踵而來的光怪陸離，真的談不上是人類的勝利和失敗，或者是恥辱和榮光。這樣的狀況同樣也是一個悖論，是這個世界無數無法解釋與溝通的悖論群中的一個。
最後，感謝我的責任編輯張民權先生，是他給了我一個全麵深入徽州的機會，也給了我一個全麵表達的機會。徽州老了，所以他在更多的時候，已變得失語和沉默。而我的任務和責任，就是詮釋這種沉默。我盡量避免在這樣的寫作中露出破綻，但我知道，錯誤有時候會不可避免。就像唐德剛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第一版錯誤百出，到了二三版後再慢慢改成。在這樣與徽州接觸的過程中，我就像一個考古工作者，一往情深，顫顫兢兢，專注地詮釋那些古化石的紋理。這樣的化石深埋，它是時間的一部分，但現在卻早已魂歸故裏，那是不可捉摸的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