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真的是這樣，一直有人在爭論黟縣甚至整個徽州與陶淵明《桃花源記》的關係。
爭論似乎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東晉詩人陶淵明在41歲那年，曾經在安徽與江西交界的彭澤縣擔任縣令。現在，安徽省東至縣的部分地區，就屬於當時的彭澤縣管轄。處理政務之餘，生性散漫的陶淵明更喜歡寄情山水。他在東至縣的牛頭山上，親自種下兩株菊花，真正開始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恬然生活。但陶淵明在彭澤縣呆的時間並不長，80多天後，陶淵明便對爾虞我詐的官場沒了興趣，他辭去了縣令，回到家鄉務農，開始了真正的隱居生活。這段經曆，陶淵明曾經在那首著名的《歸去來兮》中加以描述過，這首詩寫的正是他在彭澤縣當了80多天縣令後回家的感受，他在詩中寫道：“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富貴非吾願……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複奚疑！”詩中表現的是陶淵明回家後的一身輕鬆和歡欣。而在幾年後，陶淵明完成了《桃花源記》的寫作。
世間是否存在一個真實的桃花源？桃花源究竟在哪裏？這也就成了後人爭論不休的話題。有人推斷，陶淵明在彭澤時生活的牛頭山與黟縣直線距離不過70多公裏，山重水複之間，陶淵明極可能到過黟縣，便依著黟縣的風情風貌寫作了《桃花源記》。這種說法很是大膽。他們甚至說，黟縣赤嶺村和黃潭村的陶氏，就是陶淵明的後人。當年陶淵明的後人在經過赤嶺的時候，看到這個地方實在太美了，便留了下來。赤嶺村中至今還有著“五柳社”，顯然那是為了紀念他們的先祖陶潛的。而黃潭呢，則是另一支，村裏同樣也有一個標誌，那就是村東的“五柳堂”。
這樣的傳說本身就是不著邊際，在我看來，陶淵明對於桃花源的向往，似乎並沒有多少矯情的成分。這與當時社會的道教和佛教的開始興盛有關。中國文化和思想發展到東漢之時，儒學簡單意義上的“內聖外王”積極應世的思想顯然不能麵對越來越複雜的社會心態。因此，當佛教的傳入和道教興盛之時，這種直接麵對彼岸、完全不同價值觀的思維方式如洶湧澎湃的浪潮一樣給中國知識分子以強大的衝擊。人們在對人生表達疑問的同時，也有意識地調整那種簡單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陶淵明即是這樣。由於對於人生有著進一步的認識，陶淵明們很明顯地把人生目標由功名轉為趣味，要求“及時行樂”，要求“快樂每一天”，要求回到原始和自然的混沌狀態中去。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下，陶淵明寫作了他的《桃花源記》，表達了他對那種自然狀態下快樂生活的向往。
其實，在徽州，哪一處地方不像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呢？在徽州大大小小的村落裏徜徉，你會覺得每一處都是“桃花遍地青春老，千載漁郎去不歸”。
實際上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陶淵明是一個文學寫作者，作為一個文學寫作者，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人生理想來進行桃花源的虛構，所以桃花源就不可能是一個完全的實景。當然，在寫作過程中，陶淵明有可能借用一些看到過的景象加以描繪，加以引用，但這很明顯是一個創造過程。所以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關於桃花源的場景究竟來自何方完全是一種無意義的考證。很多問題，把它放在一個最基本的前提下加以考慮，反而會變得簡單起來。
一直在想，對於積極進取的儒學以及追求隱匿避世的道學來說，究竟哪一種更符合人類的本質呢？似乎兩者都是。兩者又是密不可分的。人類來自自然，又進化為社會。社會意味著競爭，而自然則是回歸。在骨子裏，每個人都帶有親近自然的回歸願望，這願望是帶有母性意味的。而同時，人在社會進程中又帶有某種控製欲，帶有明顯的權力和控製意識，要求秩序，這樣的意識也促進了“儒”的產生。這兩種東西一直是伴生的。其實對於徽州人來說，“儒”是進取，是理性的，是社會的，是宗族的；而“道”呢，則是個人的，是直覺的，是天然的，是油然於心的。儒和道，看似不相融，其實卻是可以相融的。因為儒也好，道也好，它們都是人類情感和欲望的延伸，它們的源頭，都是人類最初的欲望和想法。儒與道更像是一艘船上的兩把槳，儒是前行的保障，道則是平衡的杠杆。隻不過這兩者方式不一，到了一定的關口，分叉了，形成了兩條河，各自有著自己的流向。而在本質上，他們卻一直相纏相生著，它們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麵，是鏡子的正麵和反麵。
有一首詩似乎是李白的：“問餘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笑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這首詩究竟寫的什麼地方一直有著爭論，但我想，把它用來形容徽州，形容徽州的桃花源，大約是格外貼近吧。
對於徽州來說，它最基本的單位就是村莊。村莊就像是徽州這株千年銀杏樹上懸掛著的果子。要了解徽州，必須得深入到徽州那些村莊中去，隨風潛入，也許在這樣悄無聲息的行走中，能夠傾聽到徽州的心跳，傾聽到那種隻有在夜深人靜時才會發出的呼吸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