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就是記憶。隻有記憶，方能將現實與過去聯結起來，才能使得世界充滿光華。當人的記憶呈現，世界才算是混沌頓開，真正有了存在的意義，而在此之前，它們一直在漫漫長夜當中昏睡，隻有空間，沒有時間。對於世界和人生，我一直以為人與萬事萬物的關係是一個整體，心物一元，沒有人，就沒有世界；沒有人，也就沒有時間。同樣，一個地方，如沒沒有人的活動，沒有記憶，就談不上曆史。人在大多數情況下，生命如蜉蝣一樣短暫，像草木一樣沒有思想。如果沒有記憶，生命更顯得沒有意義。但從另外一層意義上說，記憶又像疲勞的旅客，每走一程，就會拋棄一些無用的行李。這樣，曆史往往又會在某一個清晨或夜晚，像迷途的孩子一樣，把自己的來龍去脈忘得一幹二淨。
徽州一直就是孤獨的。
孤獨的意義在於，在很長時間裏，徽州一直處於偏僻之地，似乎在很長時間裏，人們一直忽視這個地方，而徽州也承認這樣的忽略，安靜地呆在偏僻一隅。就徽州來說，徽州的各個家族史，包括家族的個人史，組成了徽州的曆史。有人曾經把徽州的曆史分為三個階段：山越時代，新安時代，徽州時代。這樣的分類是有道理的，在山越時代，相比較於中原的繁華和熱鬧，這片土地的一切顯得微不足道，在這個時代裏，一切都是刀耕火種，時間緩慢無比。而當大批中原人舉家遷徙於此時，徽州開始變得熱鬧起來，熱鬧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人，另外則是因為文化。文化使得這個地方呈現出繁榮，也呈現出市井的暖意。可以想象的是，當年中原大批望族和平民拖兒帶女舉家南遷時，內心當中一定懷揣千種淒楚，甚至攜帶著千般血淚。他們來到這裏時，往往借助一輪彎月的亮光，月黑風高，這些中原的名門望族坐在轔轔的車上，廣袤無垠熱氣騰騰的中原大地漸漸遠去。然後他們來到這青山綠水之中，這一切是那樣的寂靜，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南方與北方所有的一切都那樣的不相同，不僅僅是樹、氣候、花草和樹，還有人情、世態和風俗，甚至人們臉上所呈現出的表情。這種不同，還有那種細微的差別，隻有落到底線的人們才能感受得到，並且他們還不得不接受一些悄然變化。他們把家安在這裏，可以說不僅僅是改變了地點，改變一種生活方式，同時改變的，還有人生觀和世界觀。因為，從此之後，他們所麵對的，就是這裏的冷山清水，還有著的，就是生命的落寞和淒清了——對於這些來自中原的名門望族來說，也許一到徽州，也就意味著孤獨，意味著顛覆，也意味著遺忘。
徽州“明經胡”的來曆似乎就有著這樣的代表性。
這是一個類似 “趙氏孤兒”的故事——
據胡氏宗譜記載，現在西遞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後裔。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曄受梁王朱溫的威逼，倉皇離開長安。東逃行至河南陝州時，皇後何氏生下一個男孩。李曄深知此去洛陽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將嬰兒用帝王衣服包裹起來，設法藏匿民間。當時，歙州婺源人胡清正在陝州做官，為了替朝廷分憂，胡清便丟棄官職，接納下太子，悄悄潛回到家鄉婺源。李曄到了洛陽三年後，朱溫篡位，自立梁朝，李曄一家全部被殺，唯有逃離虎口的太子幸免。而在婺源，胡清將太子改姓胡，取名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飛離虎口。
故事的背景年代是五代十國時期，這應該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最紛亂的時期。古語說“亂世出英雄”，似乎的確如此，比如說戰國時的英才輩出；秦朝末年，項劉之爭，出了多少大英雄啊；即使是三國時代，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等，也是一等一的豪傑和梟雄。但五代卻是一個例外——英雄不出，小人得誌，群魔亂舞。朱溫本身就是一個人渣，無才無德無義氣，連他的兄弟都指著他罵：“朱阿三，你也能當天子嗎？”但朱溫還是一意孤行想當天子，在謀殺篡位一段時間後不久，朱溫同樣也死於別人的刀劍之中。
對於個體的生命來說，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是不幸的。一方麵，在這樣的時代裏，個人價值無法體現；另外一方麵，在這樣的時代裏，名譽和生命也變得無足輕重。胡昌翼就趕上了這樣的時代。十多年之後，胡昌翼長大成人，胡清告知了他的身世，並把當年何皇後留下的禦衣、寶玩交給他。按照傳奇的延續，似乎下半部分就是李氏孤兒設法報仇雪恨什麼的。但什麼也沒發生，故事便戛然而止。一切回歸於平淡和自然。可以猜測一下當胡昌翼長大後知曉這一切時的心理狀態，那是一種怎樣的感覺呢？悲憤？激越？氣餒？或者幹脆就是麻木和無動於衷。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後者，徽州畢竟是遠離這一切紛爭的，也遠離仇恨，它隻有清靜，也隻有孤獨。清靜和孤獨會使人不由自主地放鬆什麼。這當中的原因隻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胡昌翼極想報仇，但能力遠遠不及；二是因為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處不勝寒，所以再也不願意鋌而走險，於是選擇了韜光養晦，在平庸中與生活握手言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