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形象與曆史真實
說起來，中國古書、古戲中冤案、錯案還真不少。
實事求是，有錯必糾，還其古人的本來麵目，這是我們“愛古人”，對曆史負責，然而偏偏有時“愛”不得！
近年有人考證出古人陳世美拋妻棄子貪圖富貴實屬冤枉，陳世美不但沒有做傷天害理、“無心肝”之事，而且還是一位關心民瘼，政績斐然的清官呢。更有學者對古時武大郎和淫婦潘金蓮做了一番“考證”，結果是：武大郎、潘金蓮分別是北宋末年河北省清河縣相鄰的孔宋莊和黃金莊人。武大郎實名叫武植，並非真是賣炊餅的，而是人品才貌俱佳的寒門秀士，曾中進士，被宋徽宗飲定為陽穀縣令，任內廉明清正，體恤民情，平反冤獄，治理河患，深得黎民愛戴。相傳當地人曾為之樹碑紀念。此公屬“三寸丁穀樹皮”也是不實之詞，應予推倒，蓋因有人曾鑿開其楠木懸棺，從遺骨看大郎他至少有1．75米以上。潘金蓮呢，既非“潘裁縫”之豔女，亦非水性楊花之淫婦，而是當時貝州（清河縣屬其治）州官之千金小姐，是位出息的賢內助，正是她使武大郎益發勤奮及第進士，夫妻相敬如賓，白頭偕老，膝下有四子，並有潘家傳世家譜為證……因此，如此這般之“愛”法對陳世美、武大郎、潘金蓮等曆史人物，當早日給予“平反”，恢複名譽，而對《鍘美案》的作者以及施耐庵老先生恐怕要追究其“誹謗他人罪”了，如此“愛”是“愛”了，卻不免要讓人蹙緊眉頭。
曆史和藝術，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戲台上的古人是藝術形象，是“藝術古人”，未必都等於“曆史古人”。陳世美、武大郎、潘金蓮，是千百年來由文學藝術家塑造出來的、人民大眾熟悉的藝術形象，從美學觀點來說，其“角色”是成功的美的，壓根用不著“撥亂反正”，更用不著花費九牛二虎之力去“考證”。道理也簡單：若繼續如此“考證”下去，恕我直言，恐怕關於“張忠良”、“黃世仁”、“南霸天”之類的“最新發現”，也要源源不斷，綿綿無絕期哩。那怎麼了得？藝術形象和曆史真實畢竟是兩碼事。
《海口晚報》，1992．2．12
文學的價值
現在弄文學似乎越來越不“吃香”，文學也似乎越來越不值錢了。靠稿費，實在不能致富，要出書，“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外，往往還自掏腰包倒貼本錢，這等行當還能幹？有論者說這是“斯文掃地”。基於此，身邊的文人紛紛棄筆從商、從政，日子過得蠻紅火。前年似看過一篇題為《詩城的陷落》的報告文學，寫某中等城市十幾年前詩會詩社詩刊詩作如繁星麗天，詩人數以千百計，如今詩人們紛紛改行興辦百業，真正堅守詩這塊陣地者寥若晨星——詩城陷落了！
詩城的陷落，自然令人感慨唏噓，然而更重要的還應是慶賀。蓋改革開放了，社會發展了，人們的觀念更新了，經濟大潮已成為時代的主流。倘若十一億人都來做詩人，生產力能發展嗎？此詩城的陷落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
不過，這樣一個論題似乎還是有“探討探討”的必要的：如今文學還值不值錢？
文學值不值錢，數千年人類文明史和文學史早有定論。給你億萬美元，恐怕也難寫出一部《浮士德》；拿著滿櫃滿箱的隋珠和璧，也未必能夠換得《阿Q正傳》；擁有金山銀山者，也未必能吟寫《草葉集》。富翁最清楚自己的財產，而文壇巨匠卻無法估價自己的價值。《唐吉訶德》對騎士製度的衝擊，《神曲》對教會的宣判和鞭撻，《紅樓夢》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揭露，雪萊、海涅的詩章對人民的鼓舞……無不是無法用金銀財寶來衡算的。“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古人的這些名言，說的都是文學之“價值”。
這都是老掉牙的話了。然而如今何以出現諸如“詩城的陷落”之類的現象呢？道理很簡單：時代進步了。改革開放，萬象更新，經濟建設呼喚弄潮兒，並不隻是寫詩才有奔頭，詩人們紛紛棄下筆杆去鬧生產辦實業，這實在是社稷國家的一大幸事。
然而“人上一百，五光十色”，棄筆辦實業者盡管去辦實業，而固守詩壇的盡管固守詩壇，詩人還仍是詩人，詩還仍然是詩，決不會變成無人問津的臭魚爛蝦。當今全國有多少家文學雜誌，多少家報紙辦文藝副刊？又有多少倒閉？文學仍然是文學——文學的聖潔高尚殿堂仍然沒有“陷落”。隻要你到大中專校園中漫步，就會感受到各種詩社、文學社如雨後春筍湧現，目不暇接。
豈止是文學的殿堂沒有陷落，虔誠的文學界中人依然辛勤勞作孜孜筆耕，且文學界外也不乏崇尚文學、鼓吹文學、掖助文學之士。香港大亨、莊士有限公司主席莊重文先生最崇拜文學，於1988年設立“莊重文文學獎”，以鼓勵更多的人從事文學，多出佳作。早年他曾用小船接送魯迅先生到廈門大學講課，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這位大亨，無論見到什麼人，總要向對方講述應該對人類有愛心，而文學最能把愛傳播給別人。
莊大亨說得多好。文學是人學。文學使人在享受美的同時，其靈魂得以潛移默化的陶冶和淨化，不知不覺變得文明和高尚起來。“文學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變得更好”，中國當代文學泰鬥巴金的這句話，與莊大亨所見，可以說是異曲同工：揭示了文學——人類古老而又永遠嶄新的精神食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