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中出現犯罪的成員，危害的不僅是這個家庭，還有社會。家庭教育、家教管治固然不可缺少，但麵對犯罪，家庭及個人往往顯得蒼白無力。因此，犯罪行為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力量來尤其是法製的力量來製裁和處理。隻有訴諸法律將之“公了”，才是一個現代公民應取的態度。
《南方周末》，1992．1．31
論“斯文掃地”
現在的文人據說不少是窮得酸溜溜的。去年文友A君為出一部學術著作欠了一屁股債，不得不東奔西跑踏人家門檻求幫助拉讚助，“為伊消得人憔悴”了一番。有人笑著對掉了兩圍肉的A君說：“看你這個樣子，真是斯文掃地。”
此話聽來真令人感慨良多。然感慨之餘，總在想，文章千古事，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寫書，堂堂正正出書這利國利民之斯文事，豈有“掃地”之理？
在一個秋風送爽的夜晚，我從另一文友B君手裏接過散發著油墨芳香研究鄉土文化的著作，那感受又不一樣。這哪裏是書，分明是B君的血汗、智慧和毅力的結晶！那一刻，我感受到B君的不凡。與其說是斯文，不如說是崇高。然而使人感到愴然的是：麵對五位數字的“出版費”，他無能為力，有誰關心支持和讚助其出版？！他又要去求人，“斯文”又要“掃地”了。漫漫路難行，我為B君憂。
實話實說，隻要你是誌在學問，安貧樂道的“斯文人”，你就決不會“掃地”。貝多芬樂藝蓋世，譽滿天下，卻不肯為王公貴族演奏；杜甫先生雖然“艱難苦恨繁霜鬢”，卻發出“富貴於我似浮雲”之吟詠；範仲淹惟吃粥才心安，顧炎武耐清貧擁書著說，齊白石寧願清貧也不為侵略者作畫，聞一多寧可挨餓也不願領“嗟來之食”，何“掃地”之有？相反，其行其德光彩照人，成為斯文人的美談。
我想我的這位B君應該挺起腰杆來，大膽向前走，你的事業與社會上諸如“希望工程”、為殘疾人募捐一樣光彩！
倒是生活中真的有著那麼一類“斯文”在那裏實實在在地“掃地”。為了出那個壓根兒出不了的名，或為了口袋裏的“孔方兄”，不惜拿起剪刀和糨糊去當“文抄公”；為了“快速致富”和“轟動效應”，便去寫血肉淋漓之鬥打或色情淫亂等庸俗不堪的東西；治病救人，拿手術刀是件頂斯文頂高尚之事，然而偏偏就有專盯著紅包的。還有那些以撈“會務費”、“資料費”、“報名費”或什麼費為目的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筆會”、“研討會”之類的“斯文人”、“斯文事”，恐怕才是真真正正的“掃地”呢！
《海南僑報》，1996．8．30
漫說農民用名片
倘若有誰告訴你劉姥姥、楊白勞、朱老忠、許茂、陳煥生進城，曾帶著大疊名片，每逢交際，便遞出一張，勢必滑天下之大稽而令人捧腹。
農民沒有名片，那是過去的事。如今，名片這現代人必有的交際之物，就像彩電、冰箱一樣早已出現在農村，進入平常百姓家。日前，到市郊一友人家，結識了幾位農工貿聯合體的農民，個個的名片上赫然印著“董事長”、“總經理”、“主任”之類的字樣，不由耳目一新。
農民用名片，可以說是改革盛世的產物。千百年來，農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土包子”、“泥腿子”。甭說是搞開發辦貿易，就是填飽肚子和“識丁”也成大問題。如今換了人間，農民西裝革履瀟瀟灑灑進入現代社交的大雅殿堂。倘若有人要請問農民印名片幹啥，他大都會用這句最流行的話來回敬他：“都什麼年代了……”
用名片，體現了現代農民觀念之更新。在他們看來，自己不應老是被呼為“叔”呀、“爹”呀、“嫂”呀、“嬸”呀的，而實在也應該神神氣氣地被人稱作“主任”、“廠長”、“經理”、“董事長”了！名片，這種小小的現代交際的玩意兒，使農民進入“上流社會”，變得“高雅”起來。
當然，農民用名片並不完全是為了稱呼之“雅”，門麵之“秀”，身份之“高”，而實實在在是現代農民的工作需要。“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農民的名片是城鄉商品經濟和現代交際的必然產物。
當然，農民用名片也要像各界人士用名片一樣要恰如其分，堅持實事求是，不要誇誇其“名”，自封為什麼“家”呀，“長”呀，弄得“董事長”遍地皆是，“總經理”滿天飛，那便沒多大意思了。
《粵港企業家報》，199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