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不甘寂寞，不忍“空虛”和清貧，毅然下海經商，參加經濟建設，細想開來，也實在是經濟文化發達的社會的正常現象。在外國，幾乎沒有拿國家工資的專業作家。難怪有人說一個作家，首先是銀行家、教育家、企業家或什麼家。在美國，靠自己發自己的工資的作家是全社會收入最低的階層之一。不少作家隻能靠寫通俗小說或電視劇維持溫飽或靠團體讚助，靠配偶的支持、接濟而寫作。作家亦是人，也需食人間煙火，也有七情六欲，阮囊羞澀者不想點兒門路不振作點兒不行。前年有篇報告文學叫《詩城的陷落》，寫的是某省一城市有詩人上千，改革開放大潮一衝擊，詩人們就被衝得七零八落，各自去幹三百六十行去了。有什麼奇怪，經濟建設是時代主旋律。當然，在主旋律中，詩人們還總是要寫詩的。“詩城”終究是不會陷落的。生活哪能沒有詩？！
十八世紀法國人氏博馬舍，寫出了《費加羅的的婚禮》這樣偉大的作品，是偉大的戲劇家。然而此公又愛做生意，搞貿易，腰纏萬貫，是個實力雄厚的企業家。一邊寫作，一邊做生意，寫作經商兩不誤，而且相得益彰，生存和發展達到了最完美的結合。走了一回新加坡香港泰國，在文人作家名片上十有八九是印有董事長、總經理頭銜的，大概就是這麼回事吧。
看來，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這是當代作家或什麼“家”在內的人類的一條永恒的規律和真理。拿這條規律和真理去審視當今社會，也就不必為廣大作家兼當企業家，文人“下海”、“鬧海”之類的事而大驚小怪了。
當然，倘若“兼當”企業家的作家們，“人在商潮身不由己”，專營商務而放棄寫作，實實在在改了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幹厭了便改行，不也是正常的嗎？
《三亞晨報》，1995．10．7
口號與廣告
在人類口頭呼喊和公共場所招貼的短句中，最具大眾化且最能鼓動人情緒的大概要算口號或標語了，它具有一種特殊的神聖的號召力和教化力。
與口號不同，廣告是通過報紙、招貼等介紹商品或事物的一種廣泛性的宣傳方式。一則刊在報上的商品廣告，一組矗立在街道高大建築物上的戶外廣告牌，能夠招來成千上萬的客戶，增長上百萬、千萬乃至上億元的銷售額，這都是很自然的市場經濟現象。廣告作為現代化市場經濟的一種宣傳、介紹和促銷手段已普遍被經營型的企事業單位所認可並已打入企業的生產成本。很難想象，現代市場或社會生活倘若沒有了廣告，將會是個什麼樣子。
口號和廣告的共同之處無外乎廣泛性和宣傳性，兩者都可以在報刊或公共場所刊登或張貼。所不同的是，前者多具備政治性、教育性和鼓動性，而後者則多具備生產性、商品性、經營性和流通性。前者大多與黨政機關或有關職能部門聯係，後者則多與公司或事業單位的經營活動和產品購銷攀親。
口號與廣告對人類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兩者的運用也與任何事物一樣，總有個“度”的問題。少了，難達到預期目的；太多，則有泛濫之嫌。喊口號、貼標語固然能教育和鼓舞人心，但倘若像“文革”時那樣，連到廁所解手也要接受政治口號的洗禮和教育，那就成了對人的精神上的折磨。相對來說，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廣告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不可或缺的經營手段應多多益善，而咱們眼下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廣告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尚未“夠威”、“夠力”。
忽然想起了這麼一則新聞：新華社記者跑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不少地方，看到了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南方路邊多廣告，北方街頭多口號。華北一些城市廣告寥寥無幾，而標語口號卻豐富多彩，引人注目；相反，南方城市的馬路廣告居多，彌漫著濃厚的商品氣息。上海的南京路、廣州的北京路，是一片廣告的海洋，一到晚上，霓虹燈齊放，令人眼花繚亂。
看來國家大了，必然有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南方馬路上廣告多，不僅展示著市場繁榮百業興旺，更展示了南方人濃鬱的商品意識；北方大街口號多，自然展現了北方人注重法製、“治民”（政治、思想品德，公共行為規範）等，“軟環境”的氣氛和意識相對較濃，個中之距離和落差很值得深思。我不希望南方人多一些口號、標語，而倒希望他們的廣告繼續地做，繼續“多”下去；同時我也希望北方大街的廣告也像南方一樣多起來再多起來。要知道，如今我們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南方周末》，1993．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