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要說女人戴紗巾。這碼事兒在世界上不算太多，而在伊斯蘭宗教國家卻是古來之慣例。伊斯蘭教義嚴格規定：凡是婦女外出必須身著大袍，頭戴紗巾。在伊朗，一些宗教領袖反複強調，女人的頭發具有一種“輻射吸引力”，外出不戴紗巾的女人不但不受法律保護，還要受到侮辱、被罰款、關押甚至被處之極刑。然而這些年來，這一殘酷的禁令正在逐漸放鬆，曆來專門上街檢查女人的衣著的“風化巡邏隊”漸漸減少且大多被並入警察部隊。電視台的播音小姐大可以濃妝豔抹地出現在屏幕上。盡管伊朗社會傳統派對開放婦女頭上紗巾仍持強烈反對態度，但這種陋習畢竟已麵臨挑戰。
女人們纏足之廢絕，女人們所受到的“庖廚”之禁錮的解除，伊朗女人上街要戴頭紗陋習麵臨的挑戰，對人們的啟迪是深刻的。時代總要進步，人類總要改革，黑暗總要被衝破，陳規陋習總要被拋棄。這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規律。我們在振興中華、建設美好新生活中勇於拋棄舊的傳統舊的觀念，革除舊的體製，學習和借鑒全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和管理方法，開拓新的道路，又有什麼理由不充滿信心大膽前行呢？
《雜文報》，1993．11．12
歡迎“新洋務派”
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大概總知道清朝末年那麼一夥洋務派吧。這號人大多係清政府的實權派人物，奕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便是其代表。他們以防範外國侵略和鎮壓太平天國為根本出發點，以舉辦“自強”、“求富”、“新政”為名，大力發展洋務活動，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開辦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裝備了一部分陸軍和海軍，派留學生出洋學習技術等等。
洋務派從本質上講是一種開放派、革新派，然而由於當其時社會製度腐敗，加之本身階級本質反動，因而他們所提倡的洋務運動並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失敗，宣告了這號人“理想”的破產。然而，洋務運動從客觀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侵略和擴張起了一定的抵製作用。
星移鬥轉，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如今已是開放年代，改革盛世。千百年閉關緊鎖的國門已經打開了，國際交流方興未艾，新的從事和精通洋務活動的階層、人物也就應運而生。在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肖灼基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有一種被呼之為“新洋務派”的人物。為生動描述這些“新洋務派”，肖教授起用了有些人念的一句順口溜：“住洋房，抽洋煙，開洋車，說洋話，穿洋衣，手拿大哥大……”（見《華商時報》1992年2月29日）
顯然，這畢竟隻是一種文學化形象化的說法，是一種表麵化的說法，而“新洋務派”的深層次的本質卻在於其趨時性、開放性、革新性和開拓性。從構成上看，中資企業中駐外國的工作人員，“三資”企業中的中方人員，外向型企業中的管理人員，為外資、外商服務部門的業務骨幹和從事對外技術經濟交流的政府官員大都屬於這“派”人。一位當年大學“同窗”，現已是“國貿中心”的老總，西裝革履領帶，滿口洋話，手提“大哥大”奔走於新加坡、日本、歐美和港澳之間，經營著數百上千萬美元的生意，還常派車來接我這同窗去豪華賓館吃西餐，大概這就是一位活生生的“新洋務派”吧。年輕有活力，有拚搏精神，觀念勤更新，少保守思想，市場意識、外向意識、改革意識、國際意識較強，國際經貿知識豐富，精通洋話洋務，這便是他們的特點。與我國其他公民相比，他們可以說是推動國家走向世界的實踐者和探索者，是外國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直接引進者，是改革開放的促進派，是“得風氣之先，領時代風騷，活躍在國際舞台上的先行者”。
當然，將“新洋務派”說得完美無瑕顯然屬偏頗，蓋世界上一切新生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新洋務派”作為一個特定群體僅僅處於初步形成，有待發展和完善的階段，甚至有著其明顯的疵點，如總體素質不高，尤其是缺乏高層次的管理人才，適應國際市場變動能力不強；部分人收人過高，與一般職工收入水平懸殊；有的人法紀法規觀念淡薄，紀律鬆懈，個別人出現“為富不仁”、違法亂紀的行為等。然而，這隻是“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關係，他們的趨時性、開放性、革新性、開拓性還是占主導地位的。
當今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人類在“地球村”上生活。改革、開放、走向世界，正是中國的大趨勢。“洋務”越來越成為中國人的“業務”，越來越進入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國家要富強，經濟要騰飛，洋務要發展。讓我們歡迎、支持、扶掖在各行各業中湧現出來的千千萬萬個得風氣之先、領時代風騷，八麵來風，精通洋務，在國際經貿文化舞台上叱吒風雲的“新洋務派”吧！
《民聲》，1992．10．5
“厲股份”·“馮大膽”·“吳市場”
“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鄧小平猴年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大地更是春雷滾動，春潮翻湧。航向導明了，禁錮衝破了，思想活躍了，膽子放大了，步子加快了，大改革、大開放、大建設之熱風吹遍了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