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故事還有，那就是分山薯，這是相當古老的故事。說的是很早很早以前，村裏的一位長者分給三個年青人一個大山薯，薯僅一個，人卻有三，僧多粥少。於是三個年青人你爭我奪，誰也無法獨享。相持之際，一位青年采取“超常性思維”——揮動鐵鍬將大薯搗了個稀爛。另外二位見了，不僅不惱，反而樂之，拍手叫好：“打爛得好，打爛得好！”
近日讀報，一則“過時新聞”令人心有震驚：諾貝爾獎金已走過近百年的曆程，獲獎者按國籍統計已分布到近50個國家。新中國科學界已奮鬥了半個世紀，可至今仍與此獎無緣！
中國人笨乎，傻乎？世界對新中國不公道乎？不！曆史證明，中國人並不笨也不傻，新中國科學界也至少有一次機會能獲此獎。那是在1965年，中國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頂劃時代的科研成果，也曾一時令國際科學界轟動、震驚。70年代起，開始有人提名為牛胰島素研製者頒獎。然而，名單的上報卻成了大問題。當時中國提倡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最初提了幾個名單，後來就不行啦，你要上我要上他也要上，梅雪爭春互不讓。爭來鬧去，名單排上長長的一大串。無法子，最後達成了這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決議”：“要上一塊上，要不上，都別上！”就這樣，一個好端端的世界性榮譽大獎就從中國人的手中溜走了。（見《中國科技信息》1998年第二期）
讀罷這則資料，那心未免有點悲愴，而更多的還是沉思：我泱泱文明古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國粹”，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裏多麼的強大！魯迅筆下的可悲的庸眾的“國民性”，小時候家鄉的“公道”，還有那則可笑的“分山薯”的故事又浮現在眼前。
俱往矣。盡管這碼事是早已過去了的“野話”和笑料，但誰想到類似的事兒居然在當今的生活中屢屢出現。某部門物色一個崗位負責人，頭兒甲提名A，頭兒乙提名B，頭兒丙提名C，經過一番爭鬥拚搏，其結果是：既不是A，也不是B和c，而是D。旁人不得其解，可頭兒們心中是小九九透亮：要麼一起上，要麼都不上，要麼幹脆換他人！這叫做“協調”，或者叫做“擺平”。人們常常看到這樣一種司空見慣的鏡頭：有一個局長人選，縣長提名要這個，書記提名要那個，最後的結果是：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往往是並無多大政績，而運氣卻甚好的“另一個”。這種流弊，已經成為當代官場卜不成文而又為人津津樂道的“鐵律”。
短文寫到這裏，理應打住，然而，今時的類似於“分山薯”、“諾貝爾獎金”之類的官場上的那種“擺平”的“鐵律”總是在如此令人呼呼生氣而又啼笑皆非。對咱們這號傳統觀念和體製上的“劣根性”，是不是也該到了“揮起掃帚”的時候了？
《特區展望》，2000，第1期
小偷揪貪官
小偷能揪出貪官？真是天方夜譚。
然而這可是實實在在的事。據《工人日報》報道，原廣東省進出口商品檢驗局黨組書記、副局長李軍（正廳級）因涉嫌巨額受賄被查處，其首功應歸於一群小偷。那天，小偷們潛入他家作案後逃之夭夭，兩個月後則主動向公安機關交代出了一個驚人的案情：他們除了從李副局長家竊得現金人民幣和港幣各十萬元外，還有一張65萬元人民幣的存折，以及數本價值總計近300萬元的港幣存折。好家夥，這位李副局長的家產至少在400萬元以上！
類似的案例還不少。原浙江省蕭山市市長莫妙榮在競選市長前就被群眾舉報有問題，卻繼續高升，直到小偷打開了他家的保險櫃才被拉下馬；吉林省前郭縣原公安局副局長潘海清，在當地為所欲為不可一世，要不是小偷光顧他和情婦的豪宅，誰個能撕開他的畫皮？還有那位吳錦嗣先生，原係浙江省桐鄉市長，平日裏最愛宣講“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可暗地裏傍大款，撈黑錢，直到小偷將他的底細“偷”出來，他才不得不低下高抬的頭。（2000年11月7日《廣州日報》）
小偷揪貪官，應該說是一種頗具特色的“破案”手段。一是“鐵麵無情”，不管你是大貪官、中貪官或小貪官，隻要符合“偷”的條件，沒說的，不像某些紀檢或司法部門人士那樣瞻前顧後投鼠忌器，不打“老虎”隻打“蒼蠅”；二是幹脆利落，不拖泥帶水，說偷就偷，說認就認，且證據確鑿，“破案效率”高，不像某些紀檢或司法部門人士辦案那樣磨磨蹭蹭，晴轉陰來陰轉晴，一個案子一拖三兩年不在話下；三是“破案成本”低，蓋因小偷素質低下，公安人員可以三兩下子就讓其“供認不諱”，還拉出貪官的大宗不義之財，不像正兒八經的紀檢或司法部門破案，又是偵查又是外調呀，弄得辦案費用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