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都是先前的事了。如今是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是同誌式的平等關係，社會雖有分工，但工作不分貴賤。在革命隊伍中，以“同誌”相稱。俄國十月革命前後，千百萬工人農民士兵對自己的領袖列寧無不親切地稱呼為“列寧同誌”。三十年代直至衛國戰爭時期，上下級之間大都以“同誌”相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文件中，也曾有過這樣的規定：在黨內一律稱為“同誌”，不稱職務。老一輩革命家帶頭遵守，身體力行。然而此道漸漸行之甚難，甚至行之不通。不叫他“××主任”，“××局長”而叫他“××同誌”，那就不得了。修養差的，麵有陰雲怒形於色；略有修養的，口上不說，可心中怕是“別有怒情暗恨生”。
不由想起了前幾年在一家報上看的一則“黑色幽默”，說的是某單位黨委書記付有貴和年輕的副書記小鄭稱呼的問題。那付有貴同誌，人們見了總叫他“付書記”，他聞之總要臉上“風起雲湧”一番。“付書記——副書記”，這還得了？更成問題的還是人們稱小鄭為“鄭書記——正書記”，真是豈有此理！於是付有貴書記冥思苦想，先為小鄭設計（實為“規定”）了稱呼，如“鄭副書記”、“小鄭書記”等，然後為自己的稱呼反複揣摩了一番，如“付正書記”、“老付書記”什麼的。念來念去總覺不妥，一不得體，二不中聽，三不自然。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付書記終於在經曆過一番極度的心理折磨之後，想出了一個最為適合的萬全之策：“今後大家就叫我有貴書記吧！”
“幽默”畢竟是幽默，不能當真。然而它總讓人深思，幹嘛對稱呼問題這麼“嚴肅”“認真”？稱呼又不是“原則”，又不是論政績，評職稱，提工資。不過，在一些為官者眼中，它是“名份”，是“威嚴”，是“架式”，是讓人們“圍著他轉”的象征，能是小事麼？
當然，筆者不是強求為官者硬要人家稱“同誌”，而是說為官者對其稱呼大可輕鬆些，“開放”些，灑脫些，被稱之以“××長”之類的官銜當然可以稱心，而一旦被之日“同誌”時也應同樣如意。何況“同誌”往往比官銜來得親切。
《四川統一戰線》，1997，第2期“再過幾年……”
那天與朋友侃未來。A君說現在他過的是緊日子，再過幾年，家境就好過了；B君說再過幾年，他可以達到一套漂亮房子，一部“野狼”摩托車之奮鬥目標；C君說，再過幾年，其女兒就畢業工作賺錢，解其後顧之憂了；D君說，再過幾年，他可熬到個副處；而當中學校長的F君則不緊不慢地說：“再過幾年，我的老師恐怕要跑光了——”
哄堂大笑，笑了之後或是驚愕或是詰問：喂，這怎麼講？不滿現實，挖苦社會主義教育乎？
F君不慌不忙，一五一十吐出該校“教師荒”的境況來：“全校教師五十餘名，去年跳槽調動或不辭而別者達20％，今年呢，其純增長部分比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12％還高出1個百分點……”
此F君還怕你不信，立時掏出一張“立此存照”。
不過這不是“敝校”的，而是一張剛出版的《××日報》。文章不算長，可那標題是如此觸目驚心：××市教委負責人憂心忡忡：——再過幾年有的班級沒有老師上課。
往下看去，那文章越來越令人出汗。文中寫道：
“今年全市需補充教師4444人，可分來的大中專畢業生指標為1700人，缺口近2800人。其中××師範大學、××大學共有280名××籍畢業生，實際回到××的僅44人，其餘236人大多數被北京、上海、汕頭、中山4城市以每人3000元的價買走。
“一方麵師源嚴重不足，另一方麵現有教師隊伍又在不斷減員。1990年至1992年，××市有611名教師跳槽，246名教師調到省外，67名教師不辭而別……”
教書育人，聖賢之事，乃千秋萬代的立國之本，而教師厭教、跳槽或棄教而走，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之危機。教師心猿意馬，紛紛跳出教壇，同戰場中士兵紛紛開小差同樣可怕。
平心而論，教師們近年來的境況總算比“臭老九”時代好得多了，輿論重視了，有人關心了，而教師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也實實在在得到了改善。而時下教師跳槽，遠走高飛不辭而走，大概又是“事出有因”——與自身利益大有瓜葛吧。衣裳比不上別人的挺括，腰包比不上別人的鼓脹，待遇比不上別人高，住房總又比別人的差幾檔，教師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能“六根清靜”、“安分守己”嗎？一個勁兒要馬好好拉車，又不給馬兒好好吃草。
不由想起前幾年某大報的一篇專門談“節”的文字，文中說，如今是“人造節熱”，一年來大大小小、各色類等的“人造節”計有500餘個，“節”造出來後熱熱鬧鬧地“慶”，風風光光地吃，舒舒服服地玩，好不愜意。相對之下，教師節多是不鬧不吃不遊玩——淒涼多了。別說是“鬧慶”，就是教師們的正常工資，也有不少地方是一拖再拖的呢。這也許是“再過幾年教師跑光”的又一重要論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