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最樸素的就是最深奧的。想起來真類似於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以小搏大，以輕舉重。類似的原理，可以用時下一些包工頭更為精辟的話去概括：“用咱的小錢去換大權，再用大權去獲取更多的大錢。”說實在的，商海中總有著一批擅長於“攻關”的“企業家”，他們沒有多大本事，卻堅信“攻關也是生產力”，憑著類似於“百分之十定律”式的種種“定律”進行運作，一路奪關斬將，旗開得勝。君不見那些劣質工程隊居然能攬到許多國營工程公司都攬不到的政府大樓、橋梁、高速公路之類的項目，並造就一個個令人拍案而起的“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乎？！
世上的事物無不有其存在的理由。“百分之十定律”或是“百分之×”之類的“定律”自然有著深刻的“中國特色”和社會基礎的。某些政府官員或經濟部門權要職業道德糟糕，總想在自己的權力上撈一把。倘若他高風亮節，為政清廉，你就是給他“50％”，他也不為所動。是什麼使他想貪，敢貪，能貪，大大咧咧地貪而又無事兒一般？關鍵在於“吏製”、“吏治”的漏洞，換言之就是幹部人事管理和監督機製存在著嚴重的弊端。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吃飯財政”的低薪製下，許多人很難抵擋某些誘惑。官員們說，我工薪這麼低，不貪、不“撈”點兒怎麼行？此其一也。政府職能轉化，不是要“發展經濟”嗎？那我政府及其官員就什麼都管，銀行貸款、項目審批、工程發包、公司上市，無不抓在手裏，其“作案條件”就十分優越，此其二也。權力過於集中，而又不受製約和監督，更沒有那麼一種有效的製約和監督機製，生殺予奪往往是一人或少數人“說了算”，一個地方就是一個小王國，就有一些“主”，一些“爺”，“貪”得容易，“撈”得順心，“發”得放心。寧波市原市委書記許運鴻權大無邊，不是敢指令一家報社花一億多元錢去購買一幢極端劣質的商品樓嗎！？此其三也。
想一想，這些年頭，哪個被曝光了的書記、市長不“親自抓”項目審批、工程發包、銀行貸款之類的“美差”？是誰給他這個職能和權力？可以說，不是官員想貪，而是製度使他能貪，敢貪，甚至大貪特貪。在製度嚴明、監督有力、厲行肅貪的新加坡、香港，你官員敢貪，能貪嗎？存在決定意識，咱們的可愛的A老板們，怎能不去“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去施行他那套得心應手的“百分之十定律”或什麼別的“定律”呢？
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要發展，最根本的就是認認真真實行完全意義上的改革：嚴吏治，厲法製，倡民主，強監督。不然，那些令人納悶的A式的“億萬富翁”，觸目驚心的“豆腐渣工程”，恐怕是永遠斷不了根的。
《天涯同舟》，2000，第2期
“士欲愚”之哲學
一日，與A君侃《水滸》。當侃到梁山泊大寨一百零八將以李逵、“三阮”、魯智深式的魯莽漢居多，如吳用之輩太少時，A君反詰道：“倘若梁山泊中盡是聰明透頂的吳用，宋江這第一把手之交椅能坐穩嗎？”
有人推出一個命題：“部下全是聰明人是件頭痛的事。”梁山泊總頭目宋江先生有沒有喜歡部下“頭腦簡單”尚未考證，但幾千年來治國治民治“下”者們大都喜歡這等源遠流長的“愚民”哲學已屬無疑。二千多年前的儒家始祖孔夫子說過一句著名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秦伯》）便被曆代統治者捧為圭臬。還有孟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之說，也成為曆代統治者之至寶。幾百年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洵更是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他的《權術·心術》中，提出“士欲愚”（士兵不要使其精明而要使其愚蠢，才有利於指揮）之哲學，並目之“兵治要略”之一，那道理也很簡單：“兵哥兒”是去流血犧牲當“炮灰”的，誰都像諸葛亮、吳用那樣思想複雜，神機深邃，妙算精明，能管得住調得動嗎？據說三國的曹操先生就是因為部下楊修太聰明，“善知吾意”而借故將之殺掉。唐玄宗時的宰相李林甫先生更是此哲學的傑出的實踐者，凡是皇上讚賞的有好感的下屬，他第二天就讓人家“卷鋪蓋”。此公當了九年的宰相，有德才者，一個不用，能鑽善拍之小人卻用了一大打。
如今沒有皇帝，當然就用不著那“士欲愚”的哲學。天下是人民的，這就需要與之相反的哲學——“士欲精”，呼喚千千萬萬個諸葛亮、吳用那樣睿智的人，為振興祖國建設四化服務。作為一個領導者，身邊盡是“吳用”，那實在是一件“善莫大焉”之事。
然而事實往往不盡如人意，有一部“台曆小說”，寫一妻子問其丈夫：你不能當科長，為什麼偏要你當？答曰：“正因為我不能當科長，所以才讓我當科長。”可以說是“士欲愚”哲學的生動寫照。這雖然是“虛構”，但“藝術原型”卻是有的。有的單位和部門中何以“三種人”（聽話、順從、老實的人）居多？蓋因頭兒們喜歡“低能兒”，“低能兒”好管。某單位“組閣”時先將那幾位“吳用”式的人士“炒”了“魷魚”，而批量地弄來雖然“低能”但合乎自己心意之士來取而代之。“士欲愚”哲學可謂學得到家。前幾年方成先生那幅“武大郎開店”的漫畫，為什麼那樣具備轟動效應？我看恐怕與這種哲學在一定程度上的傳播和“普及”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