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是因為高中還鄉不“擺譜”就被譽為“真狀元”，未免有點過獎，但這王曾先生確有可取之處。高中科第返鄉裏，不炫耀功名，不受他人奉迎，這在出門“擺譜兒”成風的封建時代不能不說是一種值得稱道的品行。倘若以此品行治國理政，必定會受到黎民百姓歡迎。如果他是今時的省長、市長、專員或什麼的，下基層考察肯定不會熱衷於接受“歡迎”、“洗塵”和“前呼後擁”之類的表麵文章，而實實在在地深入調查，解決實際問題的。
時至今日，國人出門“擺譜兒”抖威風的習性已經不吃香了。然而，總有那麼一些“擺”派、“抖”派以此為嗜好。他們要下基層了，又是電話通知，又是大小汽車、攝影機、攝像機一溜煙兒，還要“夠格的”接來送往。一旦“格”不夠就老大不高興。這就連封建社會的王狀元也“弗如”了。如果說封建社會的王狀元歸鄉裏不擺“譜兒”，不受奉迎就被之為“真狀元”，那麼咱們的公仆注重實務，出門不擺“譜兒”，隻能是最低要求。要曉得，深入基層為之服務是咱們公仆的根本宗旨。
《諍友》，1993，第6期
科洛爾案斷想
閑來無事，侃一侃過時舊聞。話說1992年12月29日，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巴西國發生了爆炸性事件：科洛爾總統辭去了自己的職務。此刻，離巴西參議院正式彈劾總統才兩小時。
總統辭職，當然事出有因。這位總統先生不好好做一個恪盡職守的社會公仆，偏要學歪走邪。此公在競選和在任期間，曾與其胞弟及另外某些人沆瀣一氣，以種種名義向企業界勒索“疏通費”、“顧問費”或什麼“費”達1800萬美元。
咎由自取，科洛爾怨不得人。
恪守官德，廉明持正，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對一個公務員來說至關重要。人不能不珍惜榮譽這第二生命。居高位握重權者做違法亂紀事最容易，因為他頭頂上有耀目的神聖的光環。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才是硬道理。為公仆者心中務必高懸一把明晃晃的達摩克利斯劍才是。
法製是人類社會文明、美好、健康的守護神。法律當似火爐，紅通通的燙人，誰觸犯了它，誰就被燙得皮爛肉綻。倘若至今還是“禮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科洛爾”們決不會灰溜溜地卷鋪蓋走掉。
有道是成於權力敗於權力。權力必須有製約、監督和批評。你幹得好不好，必須由社會公眾、人民代表在法律規定範圍內評品、審議。幹得好照幹，幹得不那麼好得接受批評幫助，幹得太糟則要黜之罷之，當公民乃至囚犯去。倘若巴西參議院是一個“花瓶”或“橡皮圖案”什麼的，我敢保證彈劾總統一定不了了之。這位總統大人恐怕任滿一屆不成問題。
中國著名改革家、報人梁啟超先生認為報紙功能有三個：一，“去塞求通”；二，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三，“對於國民而引導輿論者”。三條幾乎得到國際新聞界的公認。人類社會不可沒有新聞監督。回觀科洛爾案，新聞監督是立了大功的。總統醜聞傳出，報社、電台、電視台一片撻伐，責聲鼎沸，頓時朝野震蕩，科洛爾之行，路人皆知，這總統是注定難做了，倘若新聞界鴉雀無聲，一片死水靜悄悄，那麼又是何等光景？
《諍友》，1994，第2期
和“窩”新策
“窩”，原本指鳥獸昆蟲的巢穴，而咱們的語言學家們往往將之與人聯係起來，如“安樂窩”之說法便是。這裏的“窩”，無疑指人類生息棲身的處所。人類的“窩”也與人一樣自然豐富多彩，有“小窩”，有“大窩”，一個單位也是一個“窩”。把家庭、集體或單位稱之為“窩”，恐怕更為親切、更為溫馨些。
大凡共居於一“窩”者，必定很親愛、和睦。確切地說，應該是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自家人。然而偏偏也有糟糕的。他們不但不“同”，不“共”，不“連”，反而搞“窩裏鬥”，“窩裏爭”什麼的，七鬥八爭直搞得“窩”裏戰火紛飛，狼煙四起，令人心寒。一個家庭搞“窩裏鬥”，家將不家，畢竟還是一家子之事；而一個集體，一個單位或一個領導班子裏的“窩裏鬥”，那則是害人害己害社會乃至誤國殃民的禍事了。
說到“窩裏鬥”，未免要想起台灣雜文家柏楊先生的“窩裏鬥說”。此公將“窩裏鬥”稱之為中國之特產，認定中國數千年的曆史，便是國人“窩裏鬥”的曆史。無論兩晉“八王之亂”還是太平天國“天京之變”那樣的“鬥”法，作為一種可悲的“醬缸文化”，是注定要亡國的。柏楊先生此論雖然有值得商榷之處，但他對“窩裏鬥”的嫉惡和對民族對國家的鬥膽仗義兀然可嘉。
對於“窩裏鬥”，國人父母雖采取多種方策防治，但一直是防不勝防，大呼頭痛。較為傳統的方措大抵有：一是“將相和”式。提倡“顧大局，識大體”，“和為貴”。你在“窩”中尋鬥，我偏讓避不與你鬥。戰國的藺相如對廉頗，三國的諸葛亮對關、張二將便是。二是“劉秀一言和二虎”式。由上級出麵對“窩裏鬥”的雙方進行批評、教育、幫助、調停，促使其握手言歡。其時劉的部下執金吾賈複和穎川太守寇恂發生矛盾，一時鬧得劍拔弩張，劉秀便把雙方拉到眼前好言相勸，善意調停，終使兩虎消除前嫌，同坐一輛車，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