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死”，“不愛錢”，問君“能持否”？
《法製日報》，1992．8．22
清貧與清白
曆史上那些頌聲不絕的“居廟堂之高”的官吏往往是清貧的。明代名將於謙被皇帝朱祁鎮殺害，當抄其家時但見“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惟獨一間正室封鎖嚴密，打開一看，乃是朝廷所賜之物如璽書、將袍、劍器等。明代的海瑞，任知府時，“為母壽，市肉二斤而已。”他官至“以右僉都禦史巡撫應天十府”，死後家產僅有一頂麻布帳和一個破箱子。鄭板橋為一縣之長，靠官祿收入日子越過越窮，最後隻好辭官去賣畫。
於謙、海瑞、鄭板橋這些為官者何以清貧？答案恐怕隻有一個：因為他們清白，嚴正操守，秉持懿德，“不貪”“不撈”“不刮”，“清越而瑕不自掩，清白而邪莫能汙。”中國有句老話，“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倘若他們崇尚“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生活，持“不拿白不拿”之哲學，我肯定他們會像石崇、王坤那樣濁富糜爛的。
最能說明清貧與清白關係的應該是有《論清貧》傳世的英烈方誌敏了。他身為共產黨紅軍高級將領，但他那“居高官一貧如洗，理萬財分文不沾”的事跡，足以說明其清貧與清白。人民優秀公仆周恩來，官居共和國總理，始終居住在一問陰暗潮濕的舊房子為國為民日夜操勞，清貧與清白聞名於世。蘭考人的好書記焦裕祿，身為一方父母官，可飯桌上長期缺葷，餓得孩子們一見魚肉就要鬧吃。
當然，清貧與清白也不能簡單地劃上一個等號。阿Q給人打短工，舂米、劃船、睡土穀祠，貧得一無所有，可到底還是“世界觀改造不好”，撚了小尼姑的臉蛋，偷了尼姑庵的四條蘿卜；孔乙己衣衫襤褸身無分文，卻經常趁人家不注意偷起書來。時下那些麻將賭場中的窮光蛋，不少是酒色財氣的梁上君子。因此，清貧與清白並不能同日而語，前者為經濟範疇，後者乃道德範疇。
雖然如此，我始終還是認為，在現在的曆史條件下，對於“居廟堂之高”者來說，清貧仍然是清白的一個標誌。這種清貧還是值得讚美的。有一則“富裕村中的窮支書”的新聞相當感人，說的是有一個三十多戶人家的村莊，改革開放以來家家戶戶收入逾萬元，惟有支書一家還窮得丁當響——欠賬5000多元。支書之窮並非在其怠懶或無能，而在於他日夜為全村人致富奉獻操勞，甘願吃虧。鄉親們過意不去，逢年過節總要來看支書，順便給他帶來點東西，但這位支書一律不收。如此清白之支書能不清貧麼？
當然，人民公仆也是人，不必個個都做“苦行僧”。“居高官”未必要“一貧如洗”。但不管任何時候，人民公仆的“清白”都是要大力弘揚提倡的。這一點，我還是十二分讚賞上麵那位“窮支書”的這麼一句話：“為人為官者不一定要清貧，可一定要清白，清白比什麼都可貴。”這正是人民公仆者所應持的“清貧觀”和“清白觀”。
《海南日報》，1993．9．27
吃喝姓“×”
在咱們這個“民以食為天”叫得最響的泱泱大國，某些國民之吃喝確實令人咋舌。不久前在新加坡考察，一位華人請我們吃快餐，每人一盒，剛好夠吃，夠飽，總共花費十幾分鍾、二十幾元錢。席問，主人列舉了咱們國人的鋪張浪費之盛事。話雖不顯刀鋒，卻不免叫人沉思。他說：“我們這裏（新加坡）請你吃快餐或什麼餐是自掏腰包，可你們那裏用‘半江沉月’、‘孔雀開屏’什麼的招待我們全是公款，我們吃喝姓私，你們吃喝姓公。”說得我們好不耳熱。
那位華人朋友真夠厲害，對中國人公款吃喝風也真是一言道破。
今之中國，公款吃喝風愈刮愈烈，屢刹不止，大概也可用“吃喝姓‘×’”來剖析。人家新加坡那邊比我們富得多（新加坡宣布1996年跨入發達國家行列），吃喝居然如此簡單，蓋因吃喝的是自個兒勞動的血汗，創業艱難，“一飯一粥來之不易”。而咱們這邊雖還不富，卻要豪華風光，隻緣“手心手背不是肉，刀刮阿公心不疼”。內容決定形式，吃喝的“姓”決定了吃喝的形式和規格。
最近看到一則資料，說的是意大利隻許吃喝姓“私”，而絕不許吃喝姓“公”——私款吃喝可以，公款吃喝犯法。該國刑法規定：利用公款吃喝玩樂被定為貪汙罪，隻要有人舉報，吃喝者就會受到懲罰。正因為有了這一條，意大利這個行賄受賄、侵吞公款等腐敗現象相當嚴重的國家，居然基本上沒有發生過行政機構直接用公款吃喝之事。
在馬來西亞柔佛洲，筆者一行受到一個華人社團的接待，吃飯也非常簡便。因為這一係列吃喝（嚴格來說隻吃不喝）同樣純屬姓“私”，幾個社團負責人輪流做東，輪到哪個，哪個就開著自家的車子，掏自個兒腰包請我們吃快餐。他們生活的詞典裏恐怕永遠也找不到“吃喝發票”和“報銷”之類的字眼。在香港，我們到小店去吃飯，往往沒有什麼發票，惟有蓋著個鐵印章的一張小便條而已。這個大概也是吃喝姓“私”的一個最好的印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