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金花的一生，有兩次出走，第一次出走，是年齡跟著夢想走，正值妙齡花季，她懵懵懂懂上了花船，卻遭遇了洪鈞狀元；第二次出走，狀元死了，她去尋找自由，卻為物質的門檻絆倒，爬起來失落了目標，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墮落”，命運的慣性使她又退回了青樓。
當“娜拉主義”不脛而走時，魯迅問道：出走以後怎麼辦？這著名的一問，問出了兩條路：是墮落，還是回去？麵對如此嚴峻的拷問，思想界沉默了。魯迅本人則在《傷逝》中，借“子君”給予了回答。
子君像娜拉一樣，從舊家庭、舊禮法中出走了，可結果呢？對愛的追求，卻經不起日複一日生活的煎熬，當美麗的憧憬如黃昏之泡影在眼前消失之時，她終於意識到自己不應該用愛拖累著愛人一起下沉。
於是，她像當時出走那樣，決然地回去了。回去不是出路，是死路。魯迅用子君之死，回答了“娜拉出走以後……”。可明明通往自由之路不隻一條，魯迅先生看到並指出了一條路，卻又根本不予考慮，整個思想界也對此都視而不見，那就是墮落。如果有可能學做一個獨立的人，那為什麼還要稱之為墮落？魯迅先生在此停止了思考，思想界也跟在先生的後麵裹足不前，沒越出他畫的兩個圈圈。
墮落五花八門，但針對獨立女性而言的，一般是指做妓女，這毋庸諱言。可為什麼做官就是青雲直上，就能光宗耀祖，而做妓女一律就是墮落呢？魯迅先生說，自由不是錢可以買到的，卻可以為錢而賣掉。思想的重錘，砸在現實的鐵砧上，真理響當當！可做妓女賣的是自由嗎？先生誤矣。
就算是墮落吧，如果墮落能多少維持一點她的獨立性，哪怕僅僅是提供一點獨立人格的憧憬，何不就讓她墮落呢？她自身給自己一條退路，這總比“回去”死路一條的好，這個文化為什麼一定要讓“子君”去死？又有誰會對一個卑微的妓女給予一個人的尊嚴的關注？
魯迅先生曾說，易卜生是個問號，不失紳士風度；肖伯納是驚歎號，像個鬥士。易卜生筆下的“娜拉”也是個問號，思想界談起來不失紳士風度。而賽金花的一生則是驚歎號，思想界對她嗤之以鼻，因為已有魯迅先生的一句“九天護國娘娘！”的評語，而被封存在那裏，思想在那裏稍息。
然而娛樂業卻對她感興趣，還有流言蜚語，貼在她身上，如附骨之蛆。當娜拉的話題在中國流行時，沒有人會對賽金花究竟是如何“學做一個人”感興趣，更沒有人對她是否真的修成了“人”的正果感興趣。
娜拉在西方出走，成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而賽金花在中國出走，卻成了飯局裏的談資。好事者，飯後說起她的往事，從牙縫裏往外剔。沒人把她的出走，當作一個問題，隻是對她的遭遇好奇。例如，人們關心的是，她和瓦德西，是否睡過太後的床笫？從八大胡同到中南海，她在哪條路上走來走去……
1936年，賽金花在貧病交加中走了。這一年走的，還有魯迅。假如他倆在天上相見了，她問魯迅：你是那麼同情女人，寫了“娜拉出走以後”和“傷逝”，為什麼要指責我這個不幸的女人呢？就因為我是妓女嗎？
魯迅會怎樣說呢？他還會說我一個都不放過嗎？
1900年的兩個女人
1900年，兩個女人“在逃”。一個逃難，到了北京；一個逃跑，往西行。當慈禧太後帶著被囚禁的光緒皇帝，在洋人的槍口下向西逃去時，賽金花在北京，已經挺身救人了，因為她來自太湖流域，那裏有妓女愛國主義的傳統。明末清初，名士和妓女那些熱血香豔的往事，早已進入她的生命裏，化作潛意識，妓女賣身救國，而太後卻賣國救身，兩者相去，何啻雲泥？
賽金花用德語對八國聯軍元帥瓦德西細訴北京民眾的罹難，她說：“百姓受義和團蹂躪，已不聊生，聯軍放縱士兵，使妻被奸，夫被殺，兒遭馬踏，父被火焚，死者棄屍，生者流離，攜幼扶老，女哭男嚎。而義和團早已逃的逃光，殺的殺盡，請整肅軍紀，下令安民。”
瓦德西感動而自責，下令整肅軍紀，並拜托賽金花為聯軍籌糧。她便告訴老百姓，聯軍沒有吃的，就要來搶劫，與其讓他們來搶劫，還不如跟他們做生意。就這樣，聯軍有了吃的就慢慢收斂了，老百姓又漸漸安居。
美人，是國之利器。曆史上有王昭君，承擔過和番使命；還有西施，為了複國大計獻出自己；她們都有一個王權在後麵支撐。可賽金花呢？她隻是個小女子，國難中的小女子，她隻能關心眼前事，但凡見了聯軍殺人，她就跑上前去，大聲疾呼：住手！我擔保他不是義和團。天天如此，她救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