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幾任執政者楊駿、汝南王、趙王，都通過大肆封賞，來換取朝臣的擁護，齊王不需要做這麼低級的事情。齊王不像楊駿汝南王等人完全靠機緣巧合或者使詐取得執政地位，他剛立下不世功勳，威信猶存，這是原因之一；齊王讓惠帝朝前期的一係列名臣出任要職，如樂廣、劉暾、高光等人，他們已經無法再裝清高，為了撇清與趙王的關係，表示自己是忠臣，他們隻有積極的配合齊王，這是原因之二；齊王有一批對自己忠心耿耿的下屬，朝廷真正的權力中樞實際是齊王的大司馬府，實權都操控在齊王以及他的軍政府手中，朝堂隻是一個擺設，所以無需取媚於朝臣，這是原因之三，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四、 國事艱難
執政之初，齊王還是很被人期待的。比如那個精神狀況不太穩定的平原王司馬幹就對齊王寄以厚望。齊王剛入洛陽時，宗室、朝臣紛紛準備牛酒犒勞齊王，司馬幹也在其中。不過老王爺行事異於常人，他沒備牛酒，懷裏揣著一串銅錢，對齊王說：“趙王謀逆反叛，你能興此義舉，你是有功勞的，這一百枚銅錢是給你的褒賞。但是呢，大勢難居，你可要謹慎行事。”
過了幾天，老王爺再次拄著拐杖找到齊王，對他說：“你可別學那個白女兒！”——“白女兒”應該是“柏女兒”的誤寫，司馬幹與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他們的母親就是司馬懿的原配張氏，張氏年老色衰後失寵，司馬懿說她“老物可憎”“老物不足惜”，氣得張氏尋死覓活。那時受寵的是柏夫人，趙王司馬倫就是柏夫人的兒子。司馬幹母子忌恨趙王母子，因此稱趙王為“柏女之兒”以示疏離與輕蔑——司馬幹專程跑來，目的就是告誡齊王低調收斂，別學趙王玩火自焚。可是後來齊王還是令人失望的身敗名裂，死了，司馬幹哭得最傷心，他說：“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複害之，從今殆矣！”
對於齊王最後的失敗，《晉書》老調重彈，歸結為個人道德不好，說他“驕恣無禮”，說他“臨禍忘憂，逞心縱欲”，仿佛齊王隻要提高道德修養，溫良恭儉讓，一切疑難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這當然是癡人臆語，晉朝的政治早就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元康年間硝煙未起，賈、張、裴等人上下同心，也不過是勉力維持，減緩頹勢而已，更何況如今天下鼙鼓頻傳、人心離散？司馬懿再生隻怕也是有心無力，齊王注定很難有所作為。
當家不易，柴米油鹽事事關心，雜碎煩瑣卻又性命攸關，當國更是如此。齊王遇到的困難都不是憑著一腔熱血，或者略使小詐就能夠解決的，比如當下急需解決的一個難題，洛陽沒有糧食了。
洛陽本地的產糧能力十分有限，這裏是京畿重地，寸土寸金，早已被王公貴戚瓜分幹淨。洛陽有京師庾倉，但這是國家倉廩，其積儲來自全國各地。
晉代向洛陽輸送糧食的產糧重地主要是淮南、淮北兩地的軍屯，還有豫州許昌的屯田。除此之外，關中、蜀中原本也是產糧重地，但兩地是多戰之地，之前有魏、蜀兩國重兵對峙，之後又是叛亂迭起，糧食都在當地消耗；到元康年間情況更糟糕，兵禍與天災使關中變成人間地獄，蜀中發生了叛亂，不僅難以自給自足，還要求朝廷從別處調撥。
所以洛陽隻能從豫、揚兩州取得糧餉。但是趙王篡位之後，洛陽被包圍成孤城，豫州、揚州紛紛起兵，運糧的漕運被切斷，雙方交戰兩個月期間，整個洛陽都在消耗庾倉的存糧。
趙王覆滅，三王帶來幾十萬軍隊，洛陽的人口一下子翻了一倍，而且這新增的幾十萬人都是吃糧餉的青壯士兵。三王在朝中角逐，軍隊久屯不散，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洛陽的糧食被吃光了。
齊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從來沒有為吃飯的事情操心過，現在一下子必須解決幾十萬人的吃飯問題。怎麼辦呢？齊王找到當時的度支尚書想辦法。度支尚書相當於現代的財政部長，掌管全國物資的收支，他轄下專管倉庫的尚書倉部有一個叫陳敏的倉部令史，提議說：“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這是一個好主意，朝廷馬上任命陳敏為合肥度支，去恢複漕運，不久之後陳敏又改任廣陵度支，將江南糧倉裏積儲了幾十年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洛陽。
陳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並沒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運有專門護運的軍隊，以應對各種突發情況，這部分軍隊被稱為漕運兵。江南水道縱橫交錯，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讓陳敏統領大量漕運兵，六年之後，陳敏憑借手中的兵權發動叛亂，試圖割據江南。
當然，他沒有成功，否則就不會有東晉，晉元帝司馬睿也就沒戲了。
對於糧食危機，成都王也是有責任的。由他帶入洛陽的軍隊有二十萬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時候，並沒有把軍隊帶走。當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讓人感覺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讚譽的壯舉，而好像是在倉皇地逃跑。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成都王確實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萬軍隊有一大半是從各地投募來的，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強的部隊（注：即是地方大戶的私兵），這些雜牌軍嚴格來講隻能算是烏合之眾（晉朝的地方軍基本都是烏合之眾），他們響應成都王的表麵理由當然都是忠君愛國，內心的真實動機卻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愛國之餘，兼顧著政治投機，還有人純粹就是牆倒眾人推，混在人堆裏群毆趙王，趁機替自己爭取一下功名利祿。
由此可知，追隨成都王進京的那些人不僅帶著他們的武器，還帶著他們的胃，趙王既倒，成都王就應該論功行賞，滿足這些追隨者的期望。這是一個龐大的善後工程，要滿足如此數目眾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須進行規模空前地大封賞。而這個行為將比當年楊駿、汝南王更加愚蠢。因為當年楊駿等人籠絡的是洛陽的京官與禁軍，這是一種恩賜，受賞的那部分人是權力中樞的一部分，可以對執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則不然，恩賜變成了一種負債，受賞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會因此而心懷感激。
而且伸手討賞的都是地方勢力，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傑、亂世的梟雄，平時對執政者並無幫助，反而是執政者要打壓、防備的對象，封賞他們是飲鴆止渴，暴露朝廷中樞的虛弱，還會滋長更多人期望國家多難，好渾水摸魚的非分之想。更何況，這次要賞的人實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濫賞一次就會貶值一次，惠帝朝已經貶值過三次了，這次如果再貶值，那晉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賞，政治不正確；不賞，形勢容不得。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形成這個兩難境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經改變。在進洛陽之前，他們是地方勢力簇擁而起的造反派，實質上他們是矯詔起兵的叛臣（趙王篡位掩蓋了這一點）；進洛陽之後，他們就成為當權派，屁股決定腦袋，當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囂張，更不想助長地方勢力的氣焰。
成都王的最後做法是一走了之，他隻為自己心腹如盧誌趙驤石超等人討賞，還為一些有利用價值的地方官員，如王彥李毅等人討賞，別的雜牌軍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齊王為了搶執政地位，招募來的軍隊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麵臨的困難比成都王更加嚴重。成都王一走，作為執政者，傻乎乎的齊王必須將成都王撂下的擔子給承擔起來。什麼叫作繭自縛？這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軍隊因此就滯留洛陽，吃光糧食事小，影響人心事大。齊王最後的決定是不賞，不過齊王做得又不徹底，與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齊王隻給自己的親信加官進爵。齊王給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車騎將軍，然後讓何勖領中領軍執掌禁軍，齊王又封心腹葛為、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為公爵，號曰“五公”。
於是怨聲載道，世人紛紛指責齊王“選舉不均，惟寵親昵”，卻把所有讚譽給了成都王，所謂民心就是這麼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齊王正逐漸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號召力則與他的聲譽一樣與日俱增。
齊王的“不賞”不僅限於非嫡係地方軍，對於洛陽中樞的舊臣，齊王也擺出一副有惡必咎、公正嚴明的姿態。上文提及的東武公司馬澹遭清洗僅是一例，文豪陸機也因此差點遭遇殺身之禍。
陸機在趙王偽朝擔任中書郎。中書省是負責起草詔書的地方，惠帝禪讓詔書也出自中書省，所以齊王將中書省的官員一網打盡，中書監傅祗，右丞周導、王尊，中書郎陸機、杜育一幹人等，統統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陸機吃虧在於名氣太大，齊王懷疑那份詔書就是他起草的，要殺他以謝天下，幸虧有吳王和成都王兩位王爺替他求情（吳王是陸機的故主，陸機陸雲兄弟就是通過做吳王屬官出仕的），另外齊王也查清了禪讓詔書出自孫秀與義陽王司馬威之手（《晉書》如是說，但很可能是筆查不清的糊塗賬，所以推諉給孫秀、司馬威，反正兩人已死，死無對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陸機才逃過一劫，改為減死徙邊，沒幾天遇到大赦，免罪。
百無一用是書生。陸機隻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所以即使齊王要殺他，陸機所能做的也僅僅是搖搖筆杆子，寫了一篇《豪士賦》罵齊王出氣。這篇《豪士賦》及其序文流傳至今，陸機在裏麵拐彎抹角地譏諷齊王欺世盜名，說他不過是運氣好而已。就像樹葉本來就已經根基鬆動，恰巧吹過一陣風，落下樹來，從表麵上看樹葉是風吹落的，實則“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湊巧而已。齊王就是那湊巧的風，“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卻又沒有自知之明，驕橫妄為，不知謙損，終有一天要倒大黴。不如功成身退，遠身避禍，方可保全。
《豪士賦》及其序文在當時流傳甚廣，但是就齊王而言根本無關痛癢。齊王要防備的是另外一些人的不滿，這些人不會寫錦繡文章，不懂詩書禮儀，他們甚至可以說是粗鄙的、品性低劣的，但是他們耳聰目明，擅長於鑽營投機。在我們這個流氓橫行、充斥強盜邏輯的曆史中，這些人才是風流人物。
齊王的“不賞”也得罪了他們中的一部分，齊王馬上就品嚐到苦果。永寧元年八月，禁軍左衛將軍王輿與齊王的哥哥東萊王司馬蕤密謀發動政變，廢黜齊王。
這已經是王輿第三次在“八王之亂”中出場，回顧一下他曆次出場的情景，就可以明白他是一個善於投機的反複之人。
王輿第一次出場是在淮南王事件裏，當時淮南王試圖控製皇帝，時任尚書左丞的王輿緊閉宮城掖門阻止淮南王入宮，結果淮南王戰死街頭，王輿被趙王任命為左衛將軍，統領殿內左衛禁軍；
王輿的第二次出場是在成都王兵臨城下，趙王末日將至的時候。王輿與廣陵公司馬漼倒倒戈一擊，殺孫秀、擒趙王、迎成都王入城；
按說王輿是立有大功的，但是齊王嫌忌他曾替趙王為虎作倀，於是不升不降，王輿依然隻是左衛將軍。王輿對此當然是很不滿的，不久齊王又給淮南王平反，王輿在不滿之中又增加了不安。正好當時東萊王司馬蕤對弟弟也十分不滿，兩人就一拍即合。
東萊王的不滿來自貪心不足。此前他已經加官大將軍，兼後軍將軍、侍中、特進，食邑也增加至二萬戶，不過東萊王不滿足，他向齊王要求開府，被齊王拒絕。齊王說，武帝的兩個兒子吳王和豫章王都還沒有開府，你先等等再說。
東萊王是個好酒的粗人，他簡單的大腦肯定經不起王輿的挑撥，也肯定不能策劃細致周到的政變，所以政變還沒開始就已經注定會以失敗告終。東萊王按計劃向惠帝上書檢舉齊王專權，但王輿還沒來得及發動兵變，齊王就已得到風聲，將王輿抓捕，夷三族。東萊王一下子慌了手腳，王輿被捕的當晚，他隻想著逃跑，穿著便服與幾個奴仆在洛陽城裏四處躲藏，結果發現根本走投無路，隻好回到府邸等候處分。
東萊王被免為庶人，不久之後被封為上庸縣王，然後又貶為微陽侯。這種貶封實際是變相流放，上庸內史陳鍾想奉承齊王，就把東萊王給暗殺了。可惜齊王並不領情，惠帝下詔誅殺陳鍾，恢複東萊王的封地，以東萊王的禮節下葬。
東萊王事件進一步損害了齊王的聲譽，也挫傷了齊王對親情的信心。豫州是齊王的根據地，齊王在洛陽執政，北海王司馬寔被任命為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代替齊王鎮許昌。東萊王事件之後，齊王對這個弟弟也不敢信任了，司馬寔於是被留在洛陽，擔任侍中、上軍將軍。由時任尚書的範陽王司馬虓接替司馬寔出任安南將軍，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
範陽王是司馬懿的弟弟司馬馗的孫子，當時三十一歲，此前一直以風流名士的麵目示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齊王派範陽王出鎮許昌，也許就是看重他是一個不通世情的名士，便於控製。但是齊王低估了這位族叔，範陽王也是一個梟雄，他是“八王之亂”後期的風雲人物，出鎮許昌就是他參與政治角逐的起點。齊王正在失去豫州，失去根基，成為無源之水。
執政一年，齊王的威信快速流失，朝野上下對他的非議與日俱增。齊王背上一係列罪名：驕奢、僭禮、專權、任用奸佞……其中有些是欲加之罪，有些則是齊王自找的。齊王在執政期間完全把惠帝視為空氣，有近一年的時間沒去朝覲，諸大臣議事必須要到齊王府請示意見，並且見麵時要向齊王行跪拜禮（這一點不排除有人特意在阿諛奉承，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向齊王下跪）；臣子的奏章也必須先送齊王府，審閱通過之後才能遞交惠帝。有一個叫桓豹的殿中禦史挑戰了齊王的權威，直接向惠帝奏事，齊王竟然派人將他活活打死。此事的影響十分惡劣，史書上說“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
以上種種表明，齊王也沒有克服權力對於智力的侵蝕，他得意忘形了。五、 三諫不從
永寧二年（公元302年）三月癸卯，年在幼衝的皇太孫司馬尚夭折了。
晉朝醫療水平低下，兒童夭折的情況比較常見，連皇室也不能幸免，當年文帝司馬昭有七個兒子，夭折掉三個；武帝有二十多個兒子，夭折近一半。不幸的是司馬尚身份特殊，他是湣懷太子劫後僅存的兒子，也是惠帝最後一個嫡係子孫，司馬尚一死，誰來繼承皇位呢？
於是糾纏惠帝朝十年之久，引發過多次政變的皇嗣問題再次浮出了水麵，倒黴的齊王何其不幸。
當時武帝還剩五個兒子、若幹孫兒，等他們死光了才可能輪到齊王，所以按血緣親疏，齊王是肯定不可能成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從武帝的子孫中選出一個來，立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這本是齊王投桃報李的良機，他可以立成都王為皇太弟。成都王當時手握重兵、譽滿天下，被立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齊王順水推舟促成其美，那麼齊王這個中央執政者與成都王這個地方上最強藩鎮將結成牢固聯盟，無人能夠撼動。對於國家而言，對於齊王、成都王個人而言，都應該是件好事。
但是齊王舍不得這來之不易的權力，惠帝隻是一個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為皇太弟，那麼他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朝政重要參與者，甚至成為執政者。齊王獨斷專行慣了，讓他分權無異於虎口奪食。
同樣的道理，齊王也不可能選擇武帝的其他幾個兒子，長沙王、吳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齊王於是從武帝的孫兒中挑選皇嗣，最後他選中了年僅八歲的清河王司馬覃。司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親司馬遐已經在兩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馬覃對齊王不構成任何威脅。
齊王拿定主意之後才到鄴城谘詢成都王的意見，這種事成都王無法毛遂自薦，即使並不情願，也隻有吃啞巴虧，表示讚成。
於是永寧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詔冊立侄子司馬覃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時又給齊王升官為太師，東海王升官為司空。
齊王此舉算是把成都王徹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裏，齊王這是在以怨報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最終卻一無所得。這種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轉變對權力態度的重要原因。
而齊王得罪的不僅僅是成都王，還有長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論長幼，長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長，排行更靠前；不過以長沙王的智慧，當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為皇太弟的，他恨齊王另有理由。
司馬覃並不是武帝的長孫，在司馬覃之前的還有楚王的兒子司馬範。齊王認為司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長孫，所以他舍棄了司馬範，但這隻是一個借口，真正原因是司馬範不好控製。長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馬範如果被立為皇太子，他必定親近長沙王而疏遠齊王。
齊王確實心機深沉，可惜這心機加速了他的死亡。
當時有許多人已經預料到齊王難有善終。擔任齊王主簿的顧榮與東曹掾的張翰就很擔心自己會給齊王陪葬，兩人於是終日酣飲，不務政事。顧、張都是旅宦洛陽的江南吳人，結果仕途險象環生。張翰因此感到厭倦，他原是豁達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稱為“江東步兵”（注：阮籍曾擔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稱之為“阮步兵”）。不久秋風蕭瑟洛陽漸寒，張翰想起南方溫暖的家鄉，想起江南的菰菜、蓴羹、鱸魚膾等美味，張翰於是長歎說：“人生貴在愜意自得，何必要為功名爵位這些身外之物羈宦數千裏呢！”
張翰決定拋棄官職返回江南，臨行前邀顧榮同行，顧榮苦笑不已，張翰明白他的意思，說：“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像你這樣享譽四海的名士，會被盛名所累，難以脫身世外。我本是誌在山林的閑雲野鶴，沒有聲望，所以來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謹言慎行，以防卷入災禍，要給自己留有後路。”言罷，兩人揮淚作別。
顧榮此後整天沉醉，他的內心苦悶不已，寫信給朋友說：“我作為齊王主簿，常常擔心會有無妄之災，每每見到刀與繩，就有自殺的衝動，這種惶恐是你們無法想象的。”
後來齊王看顧榮實在是不稱職，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譽天下，不好責罰，於是將他轉調閑職做中書侍郎。這正中顧榮下懷，顧榮做中書侍郎之後就不再濫飲，於是就有人很奇怪，問他：“為何前醉而後醒呀？”顧榮擔心消息走漏得罪齊王，隻好繼續假裝酒鬼。
對比於顧榮的明哲保身，另一名來自江南的齊王僚屬則要盡職得多，這個人是就任於大司馬賊曹屬（一個負責治安的機構）的孫惠，來自吳國富陽。
孫惠替齊王分析形勢，他說，自從惠帝即位，十一年來“人不見德，惟戮是聞”，“曆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對此人人都是有責任的，而執政者必須做出表率，長沙王、成都王都是“魯、衛之密，國之親親”（注：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當年周武王分封諸侯，魯國國君姬旦、衛國國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倆“計功受賞，尚不自先”，齊王卻獨攬朝政，這種行為就是“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不僅有損聲威，而且還會引來災禍。
所以，孫惠勸齊王將政權移交給長沙王與成都王，解職歸藩，這樣才可以避開禍難，並且能夠獲得清譽。
孫惠是在白費口舌，史書上說“冏不納，亦不加罪”，冷處理了。三諫不從為逐客，孫惠於是辭官避禍，逃回家鄉江南富陽去了。
孫惠的不辭而別並沒有引起齊王的警覺，據說當時齊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斷，鶯歌燕舞，心情十分閑適。
於是有侍中嵇紹屢次勸誡齊王居安思危，無奈齊王總是陽奉陰違。
齊王經常在宴會間處理朝政，曾經有一次嵇紹找齊王議事，結果正遇齊王與他的寵臣董艾、葛等人擺宴作樂。
看到這情景，嵇紹當然是十分不滿，偏偏董艾不識趣，他對齊王說：“嵇侍中善於絲竹，大王命令他彈一曲，給我們助助興吧。”嵇氏鼓琴是天下一絕，當年嵇康在刑場顧日影而彈《廣陵散》，成為千古絕唱，作為嵇康之子，嵇紹的琴藝也是獨步海內。於是左右拿來琴，齊王請嵇紹施技一飽耳福。
嵇紹原是豁達好相處之人，《晉書》上說他“誕於行己，不飾小節”，偏偏這時他端起架子拒絕齊王的請求。齊王不高興了，對嵇紹說：“今天把酒言歡，你何必吝此小技，要掃大家興呢？”
嵇紹本意是就想教訓一下這年輕王爺，他接著齊王話柄說：“殿下匡複社稷，就應當率先遵從朝廷法度，為世人樹立楷模。嵇紹忝任侍中，此時頭戴貂禪武冠（按《晉書·輿服誌》，侍中頭戴‘武冠’，以黃金為冠竿，附蟬為飾，插以貂毛），身穿朝服，手持玉版立於殿中，是在以朝臣的身份與殿下商議政事，豈能操執絲竹，做伶人之事呢！如果我是微服而來，出席私宴，殿下的命令我肯定不會推辭，但是此刻，恕難從命。”
《晉書》上說齊王聞言“大慚”，但齊王的慚愧並沒能夠持續多久，也沒有轉化為行動。輿論對齊王越來越不利，越來越多的人看出齊王身處險境。有個叫鄭方的百姓，專程從家鄉步行趕到洛陽，給齊王進諫。
鄭方替齊王總結了五大過失：
一是安不慮危，耽於酒色，燕樂過度；二是沒有彌補宗室之間的仇隙，反加劇裂痕；三是如今蜀中叛亂，北方邊境不寧，齊王沒有及時處理；四是趙王篡位之時，齊王招集天下共討逆臣，戰亂導致民不聊生，齊王卻沒有賑濟災民；五是齊王當初與追隨者歃血而盟，本該賞不逾時，如今卻食言，遲遲不兌現。
鄭方的五條總結都切中齊王要害，但是除了第一條是齊王的生活作風問題，其餘四條實際都超出了齊王的能力範圍。鄭方隻是遠離洛陽的一介草民，連他都能看穿的時局之弊，洛陽的那些公卿沒有理由不清楚，他們隻是袖手旁觀而已。
齊王對鄭方的直言表示感謝，他說：“倘若沒有你的直言，我無處聽聞自己的過失。”
越來越多的諫言使齊王對前途感到迷茫。《晉書·良吏傳》裏記載了齊王曾經就何去何從的問題詢問過曹攄，曹攄是當時有名的長者，當時擔任齊王的記室督。
齊王問：“當初天子被賊臣所逼迫挾持，天下沒人奮起，是我率領義軍興複了王室。如今我入朝輔政，試圖匡振這艱難的時局，卻有人勸我棄政歸藩。你看我該怎麼辦？”
曹攄先是恭維一番齊王的功勳，說什麼“蕩平國賊，匡複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後他來一轉折，說“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
轉了一圈之後，曹攄勸齊王放棄權勢，解職歸藩。他說“請大王居於高處的時候警惕從高處摔落的危險，在盈滿的時候要考慮到盈滿則虧的道理。請大王大公無私擯棄權欲，替朝廷精選百官，舉賢進善，使每個崗位都由有才能的人充任，然後秣馬脂車，解職歸藩。這樣就可以消弭流言，上下同慶，我等也會替大王感到慶幸啊。”
曹攄的話說得十分明白，但是齊王到底舍不得到手的權勢，況且，即使放棄一切退還齊國也不一定就能免禍，齊王最終沒有采納。
除了繼續獨裁與棄位歸藩，齊王似乎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齊王的主簿王豹就建議說，如果舍不得放權，那就適當分權。
王豹寫密信給齊王，說自從元康年間以來，處於宰輔位置的人無一善終，齊王一定要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如今河間王、成都王、新野王各自割據一方，齊王這個執政有名無實。並且齊王立下蓋世功勳，功高難賞，進（篡位？）則加速災禍的隆臨，退則恐怕日後會遭清算，想要求得平安看來是很難。
那怎麼辦呢？
王豹說，當年周武王以“陝地”為界，將天下一分為二，自陝以東由周公主持，自陝以西由召公主持。今天也可以仿效周法，以黃河為界，封成都王為北州伯，統領黃河以北的王侯；齊王為南州伯，統領黃河以南的王侯。二王共同輔佐皇帝，選立百官，每年按時向皇帝進貢朝覲。如此既可以保證齊王的富貴，又可以保全江山社稷，一舉兩得。
王豹其心可誅，他在唆使齊王將好不容易才得以統一的天下硬生生劈成兩半。這是一個愚蠢至極的提議，因為今昔不比往日，周朝那種局麵不可能複製到一千年後的晉朝，國家陷入分裂之後，唯一可能的結局就是內戰。王豹其實是個不計後果的政治投機分子，他就像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從表麵上看，縱橫家是忠於諸侯不忠於周天子，但實質上他們朝秦暮楚，連諸侯都不忠於，他們隻忠於自己。他們口綻蓮花巧舌如簧，說動諸侯連衡縱橫，目的看似是為謀取諸侯國的強盛，其實隻是替自己謀取富貴而已。
王豹也是如此，他利用齊王當前的困境進行政治投機，後來投機失敗被殺，死後卻被載入《晉書·忠義傳》，這真是咄咄怪事。
王豹勸齊王一定要考慮他的計策，他把齊王比做漢高祖劉邦，把自己比做獻巧計定國策的婁敬、張良。當年婁敬與張良勸劉邦定都關內，一言興邦，王豹也替齊王選好將來的新都城，他說宛城不錯，“許可都也”。
王豹的信遞交齊王，一直沒有回應。十二天之後，心急火燎的王豹再次提筆寫信，催促齊王早拿主意。這次齊王有了回複，齊王說：“你的兩次奏事，意思我都知道了，容我再想想。”
齊王將王豹的信放在書案上，長沙王找齊王議事，恰巧看到了。長沙王讀完信之後大怒，對齊王說：“小子離間骨肉，何不拉到銅駝街打殺！”
長沙王的憤怒可以理解，如果天下被成都王與齊王兩人瓜分幹淨了，那他該何去何從呢？
齊王也覺得王豹的計策太過突兀，投機味道太濃，實施起來難度太大。既然事情敗露，長沙王又如此表態，齊王於是檢舉王豹“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
可憐王豹投機未成賠上性命，他被拖到宮城前的銅駝街禦道上亂棍打死。據說王豹臨死前學習了一下伍子胥，留下遺言：“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
這句狠話很快就會兌現，王豹死後沒多久，齊王也跟著踏上了黃泉路。六、 顰鼓動地
永寧二年（公元302年）整個下半年，洛陽也好地方也好，過得都不平靜。
七月秋汛，兗、豫、徐、冀四州發大水，冬十月，又發生了地震。當時的人們認為，頻頻天災是惠帝失權齊王專政，陰氣太盛的緣故。這種見解雖然荒謬不經，但是反映出了人心所向，齊王確實已經處在一觸即潰的邊緣。
到了十二月，也許是想鼓舞一下士氣，挽回一點人心，齊王下令要在洛陽搞一次閱兵。
齊王沒有想到，這一道命令竟然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閱兵的命令一下達，翊軍校尉李含就從洛陽逃跑了。
李含這個名字在前文出現過，他是河間王的心腹。
李含，秦州隴西郡狄道人，僑居雍州始平郡。此人很有才幹，年輕時同時被隴西、始平兩郡推舉為孝廉。
李含出身不高，是個寒門子弟，但是有張華的例子在先，說明寒門子弟未必就沒有飛黃騰達的可能，所以對於那些有潛力有才能的寒門子弟，高門大戶也會著意籠絡的，於是就有雍州望族子弟皇甫商向李含拋來媚眼。
安定郡皇甫氏是關中有名的簪纓世家，其祖先皇甫棱是東漢中期的度遼將軍，其後皇甫氏世代為武將，負責西陲軍事，《後漢書》替此家族成員皇甫規、皇甫嵩立傳，其中皇甫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從東漢末年開始，皇甫氏開始由武將向文儒轉型，累世二千石，到了晉朝，該家族出了文學家、醫學家皇甫謐（據說是針灸的創始人）。皇甫謐在魏晉之交名滿天下，晉武帝多次征辟他作官，都被他推辭掉。當年左思還沒有成名，寫完了《三都賦》卻得不到世人的讚賞，皇甫謐於是替他作了一篇序，左思立刻聲名鵲起，不久就洛陽紙貴了。
豪族子弟有意來結交自己，按說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知道是因為皇甫商年少狂傲，還是李含這人性格乖戾，反正兩人沒結下交情卻結下了怨，史書上說李含“距而不納，商恨焉”。自尊心受損的皇甫商展開報複，他動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毀損李含的仕途，李含因此被任命為最低等的小吏門亭長。
這一來一往，兩人就結下了死仇。當時沒人能夠料到，他們這場私人恩怨將在二十年後把全天下人拖向深淵。
由於受豪族打壓，李含此後幾十年浮浮沉沉仕途跌蕩。他當過刺史別駕，逐步升遷到秦國郎中令、始平郡中正，但是李含似乎總是處理不好與家鄉人的關係，他又得罪了尚書趙浚。天水趙氏也是名門望族，既是楊太後的親戚，又是賈皇後的親信，手眼通天。趙浚也參與到打壓李含的行列中來，找了個借口撿舉李含，李含被害得不僅丟了官，還從二品貶為五品，政治生命幾乎就此終結（九品中正那個品，並非官秩的品級）。
李含被閑置了一年多，又被重新起用，作了幾任縣令。元康九年，河間王出任征西將軍，鎮關中，聽說李含的大名，征辟他為征西司馬，不久覺得這人確實不錯，又轉為更貼心的征西將軍長史。河間王對李含言聽計從，當初討伐趙王時誅殺夏侯奭、執送齊王使者、派遣軍隊去援助趙王等等，都是李含的主意。
李含抱定河間王這棵大樹，再也沒有豪門大族能夠任意欺負他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打壓過李含的皇甫商與趙浚卻都落魄了。
趙浚因為依附賈氏被趙王殺死，皇甫商則依附趙王，被任命為梁州刺史，但是趙王一死皇甫商就被解職。狼狽沮喪的皇甫商到長安求見河間王，大概是想請河間王幫他東山再起。
皇甫商雖然失勢，但是皇甫家族依然強盛，該家族仍然有不少人在朝廷任職，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當時就正擔任秦州刺史。河間王不想輕易得罪在關中盤根錯節數百年之久的皇甫氏，所以對皇甫商十分客氣，接待熱情周到。於是李含不樂意了，他對河間王說：“皇甫商是司馬倫的親信，畏罪遁逃到長安，大王應該避嫌，不要與他頻繁相見。”
這話傳到皇甫商耳朵裏，新仇加舊恨，積怨更加深了。皇甫商在長安待了幾天，然後啟程到洛陽認罪，河間王給他置酒餞行，席間李含又與皇甫商發生了正麵衝突，雖經河間王調解，兩人還是不歡而散。
皇甫商到洛陽後並沒有受到懲處，齊王任命他為參軍。不久，也許是為了變相拔去河間王的爪牙，或者是想向河間王表示善意，齊王任命李含為禁軍翊軍校尉。這個要職此前一直由宗室或者豪門子弟擔任，齊王自己也曾擔任翊軍校尉，對於一個寒門子弟來講，李含已經達到了頂峰，要知道豫章王司馬熾（即後來的晉懷帝），在當時也不過是射聲校尉，與李含平級。
對於李含來講，擔任此職唯一不妙的是，他必須離開河間王到洛陽任職，而洛陽個不祥之地，那裏是河間王仇人齊王的天下。
李含到了洛陽之後發現情況更加不妙，當時他所怨恨的與怨恨他的人竟然全都紮堆在洛陽，更加冤家路窄的是這些冤家全都在齊王帳下任職：皇甫商是齊王參軍；趙浚雖然死了，但是他的兒子趙驤正擔任齊王右司馬；還有夏侯奭的兄長也在齊王府中，整天向齊王喊冤叫屈，要替弟弟報仇。
所以李含在洛陽終日惶恐不安，成為驚弓之鳥。齊王下令閱兵，李含以為這是為他而設的陷阱，因為翊軍校尉必須出席閱兵儀式，到時候趙驤等人就會在閱兵場上將他擒獲，殺掉。
李含越想越怕，最後單騎出逃，倉皇跑回長安去了。
李含挾恨出逃，在向西策馬狂奔的同時，他思緒翻滾，醞釀著複仇。等到他抵達長安，在河間王府邸前翻身下馬的時候，一個龐大而完整的複仇計劃已經形成。
李含想殺皇甫商想殺趙驤，但他知道僅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實現這個目標，唯有借助河間王的力量。但是如果無利可圖，河間王不可能隻為區區李含而得罪安定皇甫氏、天水趙氏兩家關中望族。想要說動河間王，必須給予他足夠大的誘惑。
什麼是河間王夢寐以求但卻始終沒有得到的？答案路人皆知，權力而已。那麼是誰阻礙了河間王的權力之路？答曰齊王。齊王是皇甫商與趙驤兩人的靠山，隻要齊王垮了河間王一得勢，這兩人就是李含案上的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