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齊王
一、 深沉的心機
趙王篡位是“八王之亂”的一個分水嶺。
如果沒有趙王篡位，中國曆史上根本不會留下“八王之亂”這個名詞。發生在晉惠帝朝前十年的係列政變，會被當做屢見不鮮的宮闈鬥爭而載入史冊，其篇幅不會超過西漢初年的呂氏之亂，也不會超過東漢的外戚竇氏、梁氏之亂；論死亡人數，它與漢武帝戾太子之亂相去甚遠，論慘烈程度，它與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在伯仲之間。總而言之，曆朝曆代都有這種程度的陰謀詭計和殺戮，晉朝之前屢有發生，晉朝之後更是絡繹不絕，它將湮沒在數以百千計的政變之中，讓後世讀史者過目即忘。
趙王一篡位，就像汽油落下了火星、炸彈觸發了引信，將這場原本止於京城之內的政變擴散為全國範圍的戰亂。那些利欲熏心的達官貴人固然死不足惜，但是戰亂擴散之後，普天下的百姓都要為他們的野心承擔後果。趙王從篡位到失敗被殺共計六十多天，戰火波及冀、並、兗、豫、司、荊、揚等七州，十萬人直接喪生於戰場，破壞程度與西漢“七國之亂”旗鼓相當。
“七國之亂”是漢景帝試圖割掉尾大不掉的諸侯國、鞏固君權而激發的叛亂，目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平定“七國之亂”鞏固中央集權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漢武帝開土拓疆，建立不世偉業的前提。這一仗驅散了西漢王朝上空五十年之久的分裂陰影，此後中原一百五十年沒有爆發生大規模內戰。
“七國之亂”是一場傷筋動骨的大手術，恢複之後大漢王朝獲得了新生，趙王篡位則剛好相反，它是君權破產的標誌，也是國家分裂的開始。“七國之亂”中的十萬屍骨奠定了漢武帝“築城朔方，封狼居胥”的根基，而晉惠帝永康二年，十萬將士的鮮血卻潤滑了亂世的大門，妖魔鬼怪從此推門而出殘食人間，趙王可謂罪惡浩天。
趙王篡位是以失敗告終的，司馬衷在皇家監獄裏住了三個月之後，又重新被迎回了皇宮。表麵上來看是皇帝笑到了最後，實質上他是最大的失敗者。從他被關入金墉城的那一刻開始，皇帝就已經死了，從此在天下人的眼裏，坐在禦座上的不再是受天明命的聖天子，而隻是一個自顧不暇的傻瓜可憐蟲。君主的權威掃地，朝廷的威嚴掃地，司馬家的威信掃地，地方上開始離心離德，各異族也開始蠢蠢欲動，百姓們也開始憂心忡忡，覺得太平日子到頭了。
齊王在趙王死後成為惠帝朝新的執政，表麵上看來他是贏家，實則大不然。齊王的執政地位得之僥幸，失之必然。
執政實質就是代行皇帝的威權。趙王篡位之後，皇帝的威信掃地，各地方都督連皇帝這個真老虎都陽奉陰違，更何況狐假虎威的執政者？
按照晉律，各都督的權力是受中央嚴格控製的，他們不可以染指地方行政、財政，都督們征兵、發兵，甚至調動兵馬，都需要皇帝的詔令才可以實施，否則就是矯詔，就是死罪。在君權鞏固的時候，各都督都循規蹈矩俯首聽命，即使賈皇後犯下了謀殺太子這樣天怒人怨的罪行，他們也隻能乖乖地接受現實。趙王將皇帝打倒，這給都督們提供了一個正義合法的機會來試探中央的實力，他們躍躍欲試又心懷忐忑，於是各地都督聯合起來挑戰中央，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結果都督們成功了，都督之一的齊王更是一躍成為新的執政者。但此時執政者的含金量已經降低，執政者再也沒有以往那種號令天下莫敢不從的赫赫威權。事實擺在眼前，皇帝隻是紙老虎，中央執政也隻是紙老虎，嚐到甜頭的地方都督心中難免會這樣想：“既然齊王打進洛陽就能成為執政者，那麼我為什麼不可以？”
實權人物動了這個賊心，“八王之亂”就徹底進入了弱肉強食的階段，晉王朝也加速全麵崩潰。此後，河間王、成都王、王浚等人動輒攻打洛陽，動輒劫持皇帝。司馬衷徹底淪為玩偶，聖旨朝令一文不值，執政等同狗屁。
因此，齊王到手的權勢全都隻是幻影，迎接他的隻有死亡。
總而言之，這是一個大敗局，沒有人從中獲益。
齊王入洛陽是在永寧元年六月乙卯。當時大局已定，惠帝複位，趙王已在兩個月前被毒死在金墉城。
勤王既已成功，就沒有繼續擁兵自重的理由，如果齊王是一個純臣，他就應該解散招募來的軍隊，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然後入朝覲見。但是齊王沒有，不僅沒有，他還在繼續接納從江南、淮南各地投奔而來的遊兵散卒，同時聯合新野公的荊州軍，擁兵幾十萬，戰爭結束之後齊王的軍隊反而超越了戰時。
齊王的動機明顯不在於護衛皇帝司馬衷，而是與成都王等人爭鋒立威，以求在新的政權分配中多分得一杯羹。
齊王雖然動機不純，但也不宜對他責備太過。大亂之後必有大賞，這已經成為惠帝一朝的規律，文臣向往在和平盛世裏平步青雲，武將則最希望國家多發生戰爭，好樹立軍功升官發財，古人所謂“樂國家之多故”，就是這個意思。在這亂世將至的時代，千萬別指望這些手持利刃的家夥會無償替人賣命，所以齊王必須喂飽麾下的那些將領、士兵，否則就會軍心渙散，導致眾叛親離。
而這並非齊王一人的處境，成都王、河間王也是如此，他們擁兵赴洛的動機表麵上是忠君愛國，實際是邀功討賞。成都王的十幾萬大軍就一直駐紮在京城；連在勤王過程中未發一兵一卒，沒有立下任何功勞的河間王也親自帶領關中大軍，衝到洛陽去撿現成便宜，作為勤王大計的倡議者，勤王運動的總指揮，齊王當然不甘心落於人後。
齊王司馬冏是個工於心計的人，他的心計貫穿《晉書·齊王司馬冏傳》的始終。齊王善於揣摩人意，也擅長表演，能夠在最需要的時候展示對自己最有利的姿態，以趨利避害，爭取最大利益。
齊王司馬冏是已故的齊獻王司馬攸的第二個兒子。司馬攸有四個兒子，依次是司馬蕤、司馬冏、司馬讚、司馬寔，其中司馬讚六歲早夭，活到成年的有三子（《晉書》關於此處前後有矛盾）。司馬攸將長子司馬蕤過繼給早夭的弟弟遼東王司馬定國；又將司馬讚過繼給另一個早夭的弟弟廣漢王司馬廣德，後來司馬讚也夭折了，就將司馬寔代替司馬讚過繼。
四兄弟之中，唯獨司馬冏被父親留在身邊，表明司馬攸對這個兒子別具青眼。少年時期的司馬冏幾乎就是父親的翻版：為人謙和、仁愛、好施惠於人，有良好的口碑，史書上說他“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
後來司馬攸與太子司馬衷爭嗣失敗，被武帝逼死，年僅三十六歲。不期而至的死亡令司馬攸措手不及，他當時顯然沒有做好準備，具體的表現就是他還沒來得及冊立嗣子。所以司馬攸暴斃之後，無人能夠繼承他的齊國王位。
對於弟弟司馬攸的英年早逝，武帝的心情一半是愧疚，但更多的是鬆了一口氣。為了掩飾兄弟鬩牆的事實，標榜自己是個好哥哥，武帝兩次親自到司馬攸靈前吊唁，哭得哀慟無比。這幕親情表演也許能騙倒一些不知內情的臣僚，但是絕對騙不了侄子司馬冏和他的兄弟們——對此，武帝心知肚明。
所以當時司馬冏兄弟仨的處境就十分凶險，倘若武帝認為兄弟仨內心潛伏著怨恨，說不定就會斬草除根。太子司馬衷的低劣使得武帝的心理脆弱無比，他既然忍心逼死胞弟，就不會對侄子們心慈手軟。誠然，武帝內心是懷有愧疚的，但是眾所周知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恩寵總是潛伏著殺機，皇帝的愧疚也不是每個人都有福消受的。
為了保住前程性命，司馬冏兄弟必須解開武帝這個心結，但這談何容易？皇帝聖心原本就難測，更何況武帝好名譽，司馬攸之死引起朝野上下流言紛飛，成為武帝內心不可觸及的隱痛。司馬冏兄弟如果不知好歹，貿然向皇帝表示忠心、表示寬恕，隻會加速災禍的降臨——皇帝可不需要任何人的寬恕，他如果欠了人情，能還的肯定還，不能還的隻有殺掉了事。
生死關頭優劣立顯。司馬蕤、司馬寔顯然在聽天由命，他倆臉如白紙，嚇出滿身冷汗，不敢支吾半句；司馬冏卻跳出來在父親靈前號啕大哭，請求皇帝伯父替先父報仇！
武帝嚇了一跳，什麼意思！大庭廣眾之下向我興師問罪？
武帝充滿殺氣地問司馬冏，何仇之有？
司馬冏咬牙切齒地說，當初陛下派遣太醫症治先父，沒想到那些太醫心懷叵測，竟然向陛下稟報先父無病。這是誣蔑先父欺君，也是陷害陛下於無法辯解的境地，最終導致先父含恨而死。太醫們離間骨肉、荼毒皇室，請陛下誅殺太醫，替先父報仇。
按司馬冏的策略，父親的暴死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武帝逼迫父親離開洛陽也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一味地回避反而顯得心存芥蒂，所以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將問題引向別處，追問為什麼武帝當初那麼冷酷無情？
司馬冏替武帝找了一個很好的台階：皇帝也是被蒙蔽的。
按這個說法，司馬攸慘死的罪魁禍首就是那些欺君罔上的太醫，他們必須要為司馬攸之死負全責，皇帝就此撇清了關係。同時，司馬冏也很巧妙的向皇帝表明，他們兄弟仨是非分明，絕對不會誤會，也絕對沒有怨恨皇帝伯父。
果然，司馬冏這套說辭讓武帝龍顏大悅。武帝當即伸張遲來的正義，將那幾個太醫斬掉了腦袋。武帝又聽說齊王嗣位空缺，於是任命司馬冏接替父親，成為新一任齊王。一場風波過後是皆大歡喜。
此後的十幾年，齊王在政壇左右逢源，朝廷執政換了好幾撥，齊王總能逢凶化吉。
賈皇後也是齊王的仇人，但齊王很好的隱藏了他內心的仇恨，齊王在元康年間曆任左軍將軍、翊軍校尉，執掌禁軍是他後來參與趙王兵變的資本；
在趙王當政期間，齊王盡管心懷不滿，但也沒有讓趙王過分不安，他很精明的避開與淮南王一起橫屍洛陽街頭的命運；
坐鎮許昌之後，齊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甚至向盟友王處穆借人頭，以騙取趙王的信任。
齊王司馬冏一直扮演著溫良恭儉讓的軟角色，可是這並非他的真實麵目。趙王篡位也是司馬冏人生的一道分水嶺，此後司馬冏將顯露隱藏在麵具之下的爪牙。
首先領教到的是司馬冏的哥哥，東萊王司馬蕤。
司馬蕤據說是個粗人，嗜酒，經常喝醉了撒酒瘋，有意挑釁汙辱司馬冏，當時司馬冏表現得極有風度，他處處忍讓，任由司馬蕤無理取鬧。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窩囊？他總是打個哈哈說，司馬蕤是兄長，弟弟讓著兄長那是應該的。此事傳為美談，司馬蕤汙辱弟弟的目的沒達到，反而成全了弟弟的美譽。
司馬冏是否真的顧及親情，尊重兄長呢？
顯然不是。在他出鎮許昌的時候，哥哥司馬蕤與弟弟司馬寔都在洛陽。按照晉朝的慣例，出鎮地方軍事的官員都要派遣至親作為人質留在洛陽，司馬蕤、司馬寔其實就相當於司馬冏的人質，司馬冏在許昌起兵的時候可沒有把兄弟倆的死活放在心上，若不是機緣巧合，兄弟倆肯定已經橫屍於洛陽東市。
趙王死後，司馬蕤、司馬寔兩人恢複了自由，齊王進京的時候，司馬蕤到城外去迎接弟弟。齊王既然已經得誌，就無需再掩飾對兄長的厭惡，當時趕去拜謁齊王的達官貴人絡繹不絕，齊王很解氣地把哥哥晾在門外，說現在沒空接見，等著吧！
粗人司馬蕤吃了閉門羹，氣憤難平，說：“吾坐爾殆死，曾無友於之情！”那意思是說，我差點被你連累死，現在卻給我擺譜，一點兄弟情誼也沒有！
後來司馬蕤、司馬冏兄弟相殘，司馬蕤死於非命，重演了他父親與武帝之間煮豆燃萁的悲劇，這是後話，容後再稟。二、 三個軍政府
齊王入洛陽的時候威風無比。身後是浩浩蕩蕩數十萬大軍，進軍的鼓聲震天徹地，旌旗如林綿延幾十裏；身前有新野公司馬歆親自執戈開道。新野公食邑一千八百戶，所受的禮遇與縣王相同，爵位僅僅比齊王低一個等級，他降尊給齊王開道，實際是在給齊王造勢，做秀給成都王等人看。《詩經》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新野公通過這一舉動暗示成都王等人：齊王是我們大家的領袖。
成都王、河間王全都親自出馬，去迎接齊王入京，惠帝也派出使者慰勞齊王。為了炫耀軍威，齊王直接將軍隊開進了洛陽（這應該是很無禮的行為，不過當時成都王、河間王都是這麼做的），並且在宮城外通章署前的禦道上進行了一次小規模閱兵儀式。這次閱兵據說把全洛陽的百姓都驚動了，史書上說“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
齊王如此咄咄逼人，用意顯而易見，就是想壓成都王一頭，爭奪執政的位置。
麵對齊王咄咄逼人的態勢，成都王與河間王不可能無動於衷。天下大權近在咫尺，麾下士兵遍布全城，他們底氣很足，所以不可能輕易言棄。
當時的洛陽劫後餘生，表麵上是波瀾不驚，實則暗流湧動。三位手握重兵的王爺正縱橫捭闔，往來於公卿之間，密謀於暗室之內，他們以一次次筵席盛會為戰場，在觥籌交錯之中施展口蜜腹劍，他們還在朝堂上，以謙和的姿態用華麗的外交辭令，爭鋒相對寸土必爭。
這場博弈在十四天後有了結果。永寧元年六月甲戌，惠帝下詔對各位勤王的王爺進行褒獎，任命如下：
齊王司馬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輔佐皇帝處理朝政；
成都王司馬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朝；
河間王司馬顒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
常山王司馬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
廣陵公司馬漼進爵為廣陵王，領尚書，加侍中；
新野公司馬歆進爵為新野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
五天之後，惠帝又封梁王司馬肜為太宰，領司徒。不過當時的梁王已是強弩之末（他本來也不是什麼強弩，隻是張劣弓），無力再參與朝政，十個月之後他就病死了。
根據這道詔書可見，這場博弈的結果是齊王大勝，他如願以償地成為新執政，主導朝政“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
成都王的收獲則次於齊王，他得到了兵權，“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但是這個兵權徒有虛名，因為從法理上講，有權動用天下兵馬的隻有皇帝一人，成都王這個大都督隻是一個執行者，而皇帝的控製權在齊王手裏，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名無實。
而且當時不比往日，實際上已經沒有人能夠隨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馬，即使成都王控製了皇帝，他也隻能支配自己勢力範圍內冀州兵與兗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荊州兵、西部的關中兵全都各為其主，絕對不會聽從成都王號令。同理，齊王、河間王等人也都沒有能力號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後，諸侯割據的局麵已經隱然呈現。
成都王的所得與他的身份與貢獻是不相匹配的。論親疏，他是武帝的兒子，惠帝的親弟弟；論功勳，他的軍隊是扭轉戰局的中流砥柱，是他擊潰了趙王的主力，率先進入洛陽。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義，齊王在各方麵都要遜成都王一籌，齊王之所以能夠得誌，是成都王謙讓的結果。
齊王對此心知肚明，於是他投桃報李，給成都王“錄尚書事”，魏晉以來朝政大權逐漸由三公九卿轉移至尚書省、中書省，“錄尚書事”即意味著有權參政議政，齊王此舉實質是在邀請成都王共同輔政。
但是此時的成都王並未對權力表示有很強的欲望，無欲則剛，成都王對於此次齊王主持的權力劃分並沒有顯示出不滿。
感到不滿的是河間王，他在這次博弈中可謂慘敗。論收益，河間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廣陵公和新野公，後三者加官進爵，加的都是掌握實權的官銜，進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爵位。河間王千裏奔赴，卻僅僅得到一些虛職：“侍中”這個職位表示河間王以後有直達禁宮向惠帝奏事的權力，而“太尉”隻是一個虛銜三公，並沒有指揮兵馬的權力。河間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領域，可謂顆粒無收。
河間王顆粒無收的原因是齊王的有意壓製。齊王痛恨河間王當時的騎牆行為，更加痛恨河間王事後湊過來撿漏，所以隻給他一些虛幻的優寵，將其排除在參議政事的門牆之外。
河間王固然貪心不足，齊王也未免有些意氣用事，二王因此結下仇怨，導致日後的反目。
由這道詔書也可以看出皇權的微弱的趨向，說賞與罰是人君駕禦臣子的兩大利器，此時這些利器已經失效。
如果賞罰分明，河間王不僅無功，反而還應當受罰，結果他卻升任三公；無獨有偶，幽州的王浚擁兵自重、首鼠兩端，惠帝不僅沒有降罪，反而給王浚官升一級，由寧朔將軍升任為安北將軍。
當罰不罰，當賞則在濫賞。在平時，封三公是不尋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為此禱告天地，到太廟向祖宗備案；而加三賜之禮、加九錫之禮更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幾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氣封了三個三公，給兩個大臣加九錫，另一個加三賜。
顯而易見，這道詔書不符合惠帝的利益，隻符合權臣們的利益。這次權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據也不是功勞的大小，而是拳頭的軟硬、武力的強弱。
齊王在豫州滯留的兩個月並沒有白費，他帶足了兵馬才來，果然是深諳政治的有心人。
不過盡管齊王心思縝密，有的地方他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詔書下達之後，成都、河間二王仍賴在洛陽不走，齊王對此無可奈何。
亂世之中的政治話語權是與軍事實力相匹配的，齊王隻是略勝一籌，並非一家獨大，雖然惠帝充當了仲裁，判給齊王執政權，但是齊王到手的僅僅是紙麵上的權力，他根本無法號令天下。遠的不說，即使在區區洛陽城，缺乏成都王、河間王的配合，齊王就無法控製住局麵。
當時洛陽彙聚了晉朝半數以上的軍隊，大大小小的軍事團體成百上千，每一支隊伍都代表著一方勢力，要求在新政權中分一杯滿意的羹。他們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為了增強競爭力，他們又相互結黨，最後形成三大陣營。齊王、成都王、河間王就是這三大陣營的核心。
所以齊王、成都王、河間王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也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在戰鬥，身後那幾十萬軍隊是他們爭權奪利的利器，同時也是挾持他們的力量。三王必須喂飽麾下那些將領，滿足他們的野心。
惠帝詔書一下，三位王爺都成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開府。
開府是一種優寵，也是種特權。普通的朝廷官員都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如尚書有尚書台、禦史有禦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們的同僚、下屬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開府殊榮的官員則不同，他們可以在自家府邸開設辦公衙門、處理政務，並且還可以自主征辟屬官。
於是齊王、成都王、河間王在各自的官邸開府辦公，各自任用親信征辟為掾屬。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們的親信也都是軍人，他們的衙門通行軍中號令，實權都掌握在軍人手中，文職官員隻負責抄寫文書等可有可無的職務，這儼然是個軍政府。
齊王的開府地點是在他父親司馬攸的故居，史書上說齊王“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製，與西宮等”。如此大興土木，一方麵反映了齊王的驕奢，另一方麵也說明了齊王幾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與朝廷完全成為擺設。另外二王想來也是差不多行徑，隻是規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這些僭越違製的行為在當時就很引人非議，於是有侍中嵇紹直言進諫。嵇紹是“竹林七賢”中大名士嵇康的兒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馬昭誅殺，嵇紹這人與司馬家有殺父大仇，卻是晉朝的頭號大忠臣，《晉書·忠義傳》裏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嵇紹寫信給齊王，說：“夏朝的大禹王、還有唐堯與虞舜這些古代賢王，生前都安居於茅葦搭建的陋室裏，他們也因此顯示出賢德，留下了美名。華屋美宅，無益於拯救國家危亡，殿下大興土木為三王擴建宅第，甚至不惜為此毀壞太樂寺等建築，這豈是如今當務之急？如今大亂甫定，天下人翹首以待，盼著朝廷的惠政，請殿下居安思危，停止這些奢華的營建。”
嵇紹的話絕對正確，可惜卻在緣木求魚，不過當時齊王新官上任，還擺著求賢若渴的樣子，對於像嵇紹這樣的名人賢達，齊王表現得十分尊重，每次嵇紹去大司馬府議事，齊王都會親自出殿迎接。收到勸諫信之後，齊王謙順的給嵇紹回了封信，打了通哈哈說了些老先生言之有理之類的話，然後就你說你的我建我的，兩不相幹。
嵇紹還上書傻皇帝，提醒當權者要居安思危，說“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嵇紹倒是苦口婆心，隻可惜清風過驢耳，司馬家的那些王爺們根本沒放心裏去。三、 成都王退出弈局
三個軍政府架空了傀儡皇帝與傀儡朝廷，瓜分了洛陽，也瓜分了天下。洛陽城內旌旗林立，到處都有惹事生非的武卒，橫行街頭滋事擾民。有見識之人都意識到，和平僅僅是暫時的，兵禍隨時都有可能再次降臨。
這種感覺是正確的，三王不可能並存於洛陽。在岌岌可危的和平表相之下，確實有人蠢蠢欲動。
惠帝反正之後，覺得有必要向先帝祖宗報一下平安，於是組織了一次拜謁皇陵的活動，所有麵和心不和的王爺全都參加。剛剛由新野公榮升新野王的司馬歆與齊王同車前往，而與成都王同車的，是他的哥哥常山王司馬乂。
謁陵途中，新野王悄悄對齊王說：“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
新野王這兩句話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就是勸齊王奪走成都王的兵權，所謂“今宜留之與輔政”的意思，就是把成都王留在洛陽，不讓他回鄴城。而鄴城是成都王的根基所在，成都王麾下的軍隊都來自兗、冀兩州，失去對鄴城的控製，就意味著失去兵權，失去兵權就意味著失去參與政治角逐的資本，淪為齊王的附庸。
新野王袒露了齊王麾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聲，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他們當然希望齊王能夠踢開成都王，獨擅朝政，他們也好附驥尾，跟著雞犬升天。
但新野王這是在冒險，齊王要是聽從了這個餿主意，結果隻有逼著成都王開戰，喋血京城。
無獨有偶，在離齊王等人不遠的另一輛車上，常山王也在慫恿成都王對齊王下手。常山王說：“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
常山王的身份與新野王不同，新野王是武帝的堂弟，是宗室疏族，所以身為長輩，卻對齊王保持著謙遜的姿態。常山王的口氣則比新野王來得堅決，來得理直氣壯，他直接抬出父親的名號，要求成都王向齊王收回旁落的大權。
當時，常山王司馬乂二十五歲，成都王司馬穎二十四歲。常山王的母親是武帝的審美人，成都王的母親是武帝的程才人，兄弟倆打小沒什麼交情，成年之後又分居兩地，十多年才見一次麵，更談不上什麼情誼。帝王之家包羅萬有，唯獨親情是奢侈品，尤其是兄弟之情，更是奢侈品之中的奢侈品。常山王以兄長身份要求弟弟維護家族利益，看似無可厚非，實則冠冕的言語掩蓋不住勃勃私心。
常山王司馬乂是“八王”之中勢力最為弱小的一位，與成都王相比，司馬乂可謂命運多舛。當年成都王還在皇宮中過著無憂無慮的皇子生涯，司馬乂已經披上戎裝，成為守護京畿重地的步兵校尉，永平元年他跟隨同母兄長司馬瑋參與了誅殺楊駿、討伐汝南王的兩次政變，原以為這是謀取大權的良機，沒想到竟是一個陷阱。最終司馬瑋堂堂皇胄，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斬掉首級，以恥辱的方式終結了生命。當時騶虞幡一出，司馬乂就明白大勢已去，他扔掉手中的弓箭，眼看著兄長被擒被殺，無計可施唯有慟哭。
隨後，司馬乂也被追究罪責，他被免去一切官職，封地從十個郡驟減到幾個縣，地點也從長江中遊的長沙遷到北方靠近鮮卑，境內有匈奴雜居的冀州常山。他被逐出洛陽，在內史程恢的監督之下軟禁在常山，一住就是十年。
這十年裏洛陽中樞發生了許多驚心動魄的大事，吸引了全天下的眼光，沒有人在意到那個囚居於千裏之外鬱憤滿懷的落魄王爺。司馬乂看到侄子司馬遹、嫂子賈南風、兄長司馬允先後人頭落地，也看到了叔祖司馬倫自取滅亡，他更看到了弟弟成都王司馬穎風生水起。
當年離開洛陽的時候，司馬穎還隻是不諳世事的孩子，可如今竟然已成為雄踞一方的霸主。司馬乂反觀自己，無權無勢無兵，這十年來他錯過的東西太多了，他要彌補回來。所以司馬乂抓住機會，在第一時間響應勤王，緊跟成都王的腳步，回到他魂牽夢縈的洛陽。
惠帝封賞功臣，司馬乂被任命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司馬乂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實力，隻能得到這麼多。但是這不能使他滿足，因此他使勁去攛掇成都王向齊王奪權。所謂的“先帝之業”，言下之意就是這個天下應當由我們兄弟掌握，而在當時，武帝二十多個兒子死得僅存下了五個：惠帝司馬衷、常山王司馬乂、成都王成馬穎、吳王司馬晏、豫章王司馬熾。
惠帝與吳王都是劣等不堪的人物，豫章王一直閉門讀書，韜光養晦。常山王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想借助成都王的手，替自己從齊王懷裏奪權。如今是齊王執政，成都王相輔；如果趕走了齊王，就成為成都王執政，常山王相輔。
成都王據說“形美而神昏，不知書”（這話十分可疑，《晉書》下文裏說成都王臨死，問獄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書，何以有此一問？懷疑又是後人妄汙），他的決策常常會受帳下謀士的左右，幸好，當時成都王最信任的謀士是範陽人盧誌，他是一個公忠體國顧全大局的人。
常山王在慫恿成都王的時候，或許是他天生嗓門大，更有可能的是他居心不良，存心製造矛盾，這原本應該十分機密的交談竟然讓在場許多人都聽到了。大亂之後人心所向當然是企望和平害怕戰爭的，所以“聞其言者莫不憂懼”。
而盧誌擔心成都王犯糊塗，忙不迭趕來勸諫。
盧誌說：“當初齊王的軍隊號稱百萬，卻與張泓僵持不能下，是殿下你徑直渡過黃河，撥亂反正，這等大功勳無人能及。如今齊王邀殿下共輔朝政，這是理所應當的，隻是我聽聞一山不容二虎，時間長了肯定會有爭端。鄴城傳來消息，說程太妃偶染小病，不如趁機回鄴城，推崇齊王。殿下有此等謙讓的壯舉，日後肯定能令四海歸心，這是最好的計謀。”
成都王想了一下，經常山王這麼一鬧，二王肯定無法共存了，要麼刀兵相見要麼退避三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而要開打的話，齊王的軍隊比自己多，勝算不大，況且自己確實也沒有很大的權力欲望。
成都王於是決定回鄴城。
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斷行事。謁陵歸來，惠帝在宮中東堂大殿召見成都王，成都王對皇帝哥哥推辭功勞，謝絕一功封賞與官職，說撥亂反正“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然後極力讚譽齊王的功德。
當時洛陽城內雖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於安全上的考慮，成都王平時都居住在軍營裏。他的軍隊駐紮在太學院，成都王不願再在洛陽逗留，覲見完畢徑直出宮，到太廟向列祖列宗道聲別，不回軍營，從東陽門出洛陽城，直接上道奔赴鄴城。
途中，成都王給齊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
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馬府，齊王大吃一驚，當時他其實也在天人交戰，彷徨於戰爭與和平之間。在陰謀詭計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見真誠，都會驚愕得難以置信。齊王冷靜下來，立即跨馬出城去送別成都王。
齊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東北的七裏澗，齊王極力挽留，成都王則絕口不提時事，隻陳說憂心母親的健康，要回鄴城供養高堂。兩人依依不舍，最後灑淚而別。
這一幕是“八王之亂”中唯一令人感到溫馨的場景，即令作者這樣內心陰暗的陰謀論者，也絕不懷疑此時成都王的謙讓有假，不懷疑齊王的歉疚有詐。據說當時正好有百姓在場，這個場景使世人依稀產生了幻想，也許，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
可是很快這個幻想就破滅了，人們將看到成都王的軍隊再次殺出鄴城，攻向洛陽，齊王則身首異處，曝屍於城門之外。那個時候回首此時之情景，讓人隻能空歎世事之無常人心之難測。
成都王雖走，但齊王感激於心。他派遣駙馬王粹追到鄴城，再次宣詔任命成都王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朝”，給成都王加九錫。
成都王接受了官職任命，推辭加九錫，態度很堅決。但齊王態度更堅決，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錫，同時再次邀請成都王到洛陽，共同輔政。這次邀請就帶有表演性質了，齊王應該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鄴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
果然，成都王還是不受九錫，並且再次推辭要留在鄴城供養母親，謝絕了皇帝的恩寵，也謝絕了齊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說辭一半是借口，一半也是實情，程太妃愛戀鄴城不願意隨兒子去洛陽，而成都王是個大孝子。齊王見成都王始終堅持，於是作罷。
成都王舍棄了權勢，卻獲得了清譽。史書上說“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成都王趁熱打鐵，給自己麾下邀功請賞，追隨他的盧誌、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石超等人都被封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請朝廷開官倉，賑濟因戰火侵擾而陷入困頓的陽翟百姓；成都王還以成都國國王的名義，收斂在黃橋一役中陣亡的將士，刊石立碑，嘉獎死者功績，同時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敵人，趙王那方的陣亡將士也被他一並掩埋。
相比於齊王苦心積慮地謀奪執政地位，結果卻是自己往火坑裏跳。成都王的一係列舉措不僅鞏固了麾下的擁護，還收買了全天下的人心，顯得明智、有效而又實惠。
成都王一走，河間王孤掌難鳴，隻好懷著對齊王的不滿退回關中；常山王勢單力薄，也隻好表示臣服。危機解除了，洛陽完全落入了齊王的手中，齊王抖擻精神，開始應付朝政。
齊王首先做的也是籠絡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齊王一直在洛陽，他冷眼旁觀了“八王之亂”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當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為了順應民心，也是為了取得常山王與成都王的好感，齊王給楚王與淮南王平反：
楚王司馬瑋被追贈為驃騎將軍，楚王的兒子司馬範被封為襄陽王，官任散騎常侍。司馬範很有氣節，十年之後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馬範與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虜，王衍對石勒奴顏婢膝，甚至向石勒勸進稱帝，其餘人等也紛紛向石勒乞求饒命，唯有司馬範神情儼然，嗬斥同僚：“今日之事，何複紛紜！”最後從容赴死。
淮南王司馬允被追贈為司徒，按王的禮節改葬，淮南王的三個兒子與父親一起死於洛陽街頭，於是齊王將自己的兒子司馬超過繼給淮南王，延續淮南王香火。司馬超後來也在永嘉五年與司馬範一同被俘，一同遇害。
既然楚王都平反了，那麼對於常山王的處罰就變得沒有道理，齊王於是恢複了常山王的封地，司馬乂重新成為長沙郡王，升遷至驃騎將軍，開府；由於同樣的理由，在外流放了十多年的前東安王司馬繇也恢複了王位，從帶方（今朝鮮境內）那個苦寒之地回到洛陽，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
東安王司馬繇回來了，他的仇家、也是他的親兄弟東武公司馬澹就倒黴了，司馬澹此前依附賈氏、然後又依附趙王，現在終於被清算。不過清算的方式比較特別，由司馬澹的母親諸葛太妃出麵告他不孝，然後以不孝的罪名將其與妻子一起流放遼東。
齊王接著重新分配政權。趙王迅速崛起又迅速覆滅，崛起之時就像洪水，清空朝堂填以雜物；覆滅之時又像退潮，卷走雜物留下一片空空蕩蕩，除了皇帝是現成的，文武官員都得重新選任。
齊王請出了被趙王廢黜，又在勤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琅琊王氏，由王戎出任尚書令、王衍出任中書令，王衍的族叔王彥被封為公爵，族弟王敦出任青州刺史。琅琊王氏的政治投機得到了豐厚回報，不僅收回失地尚書台，還首次占領了中書省。隨著河東裴氏、太原王氏等豪門大族在曆次政治鬥爭中失勢，琅琊王氏儼然成為西晉第一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