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都城的頻繁遷移，有時東進，有時西退，有時在黃河以南，有時在黃河以北，但都沒有遠離黃河中遊地區，因為這裏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農牧漁獵均可發展，既適合築城，又宜於居住，久而久之便成了華夏文化的發祥處，也可說是華夏家園最早的所在地。
夏代曆時400多年，到桀時，農耕和手工業都有了相當的發展，城市的規模與建造的質量較之以往不可同日而語了，城郭之中有了更多的文化內涵。考古專家認為洛陽二裏頭遺址應是夏代都城斟的所在地，它位於洛陽市區東20千米，在偃師縣城西南9千米，北近洛河，麵積為3.75平方千米，中部為宮殿區，南部為冶鑄青銅器的作坊區，西部是製陶區，有大道與宮殿相連接，住宅、窯穴、水井、灰坑分布有致。與王城崗遺址相比，斟就要顯得恢宏多了。
但，這裏所說的恢宏與離開中國城市發展史巔峰時期的中世紀的長安、開封、臨安相比，卻又是小小不言了。而且全世界都市人類學界困惑的是：中國土地上的大大小小的都市，為什麼既是鬆散零落的，又如一個網絡一樣能使這些城市互相距離著也互相關聯著？
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困難，但，筆者要先寫幾句殷墟——“中國第一個有文字可考的王都”（《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曹洪濤著）。
殷墟為商朝後期的王都，麵積達24平方千米，有宮殿區、王陵區、祭祀場、居民點、手工業作坊區。殷墟之所以令考古學家振奮，不僅因其麵積大，還因其出土的豐富文物中有貝幣，說明商業已經發展了，更有16萬多片甲骨文記載著當時農業、手工業的品類和十多個殷王的名號及其生平活動，這是中華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一個飛躍，從此的曆史才是文字記載的曆史。
甲骨文中有一些關於建築方麵的文字，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大致格局，以及作為家園的城市所具備的基本條件。如“京”，京城也；“宮”，自是宮殿之謂；“家”“宅”“戶”，指平常人家、百姓住戶；“囚”“牢”，當然是囚犯和監獄了；而“井”“囿”，當與農業生產相關；“圂”，是圈養的豬羊，等等。殷墟之內可說是應有盡有了。
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國近100個，依爵位分得土地，土地作為權力的象征迅速凸現，公侯的土地麵積為方100裏，伯方70裏，男方50裏；公國都城方7裏，侯國、伯國都城方5裏，子國、男國都城方3裏。
因為分封、割據，中國曆史的城市便鬆散零落，而且規模不等，如一張網絡。這個網絡之所以沒有破碎，是因為從甲骨文開始的方塊字，把中國地域上絕大多數居民結合成為一個香火不斷的聚合了眾多民族的華夏大族。此種文化的力量是如此的奇妙，甚至元、清兩代中國雖為少數民族統治，但從文化而言，無論是蒙古族還是滿族，卻先後都被漢化了。
如果我們貼近西安或開封的古城牆，看那斑駁及牆縫之間生出來的小草，一切都於無聲的傾訴中展現著先人在黃河流域走過的路、墾過的地、伐過的山林、留下的城——人類在幾千年前的巨大的創造，和同樣巨大的破壞。
中國曆史到了唐朝後期，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了，不僅城市的數量增加，城市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也迅速上升。美國學者施雅堅稱之為發生在中國的“中世紀城市革命”。按照施雅堅的推算，8世紀的長安（今西安）人口達100萬人，北宋的東京（今開封）在北宋最後年代人口為75萬人，南宋的臨安（今杭州）於南宋滅亡前人口仍高達120萬人。
並且施雅堅認為：
與中世紀的長安、開封與杭州先前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一樣，南京在明改建以後的10年左右時間內趕上開羅，成為世界最大的城市，至15世紀某一時期為北京所代替。除了17世紀短時期內，亞格拉、君士坦丁和德裏曾向其居首地位挑戰外，北京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城市，直到1800年前後倫敦才超過它。
如果說世界最大的城市曾經是我們的榮耀的話，今天回顧曆史的時候，卻更應思索這些大城是怎樣衰落的，相比起來遠沒有大城市繁華的萬千小鎮又是怎樣得以保持的，一個大城市與一方土地的枯榮與共又說明了什麼。
我們將會有趣地發現：盡管高築牆的城市竭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單一的係統，而且它也確實具備了各種各樣的生產和生活設施，可是所有的大城卻都離不開城周圍的大環境，大城命運的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由大城之外的大地決定的。
西安是中國文字記載最詳盡的第一古都，公元前11世紀起，曆西周、秦、西漢、新莽、西晉、前秦、大夏、後秦、西魏、北周、隋、唐，十多個王朝在這裏建都。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意味著一輪新的大規模的采石、伐木、取土，八百裏秦川肥田沃野上林木幾乎伐盡，水土流失的曆史由此日趨嚴重，黃河災害不斷，於是便東遷洛陽；在洛陽再一次重複長安的悲劇，再沿黃河尋找可墾之地、可伐之木、可築之城，經過五代十國，北宋統一中國後便建都於洛陽之東的開封。北宋王朝經曆了9個皇帝，曆時167年，其繁榮昌盛實為世界所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