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每年在餐桌上浪費的糧食達30億千克；
全國由於管理、加工、運輸等技術條件落後，從生產到銷售各環節的糧食浪費占總產量的10%以上；
我國每年的釀酒用糧為125億千克；
另外一則消息說，中國每年喝掉的酒，其總量相當於杭州西湖之水；
我國目前共有l億隻狗，每年耗糧170億千克；
我國還有幾千萬隻老鼠——因為蛇被人大量捕食，老鼠的數量還在大量增加之中——它們偷吃的糧食，每年至少達1億千克以上。
……
從南方到北方，無論窮富，何處不歡宴？
奢侈、浪費與貧窮、落後兩相對照之下，人們不能不感歎：中國人中的有一部分人實在吃得太凶了，喝得太狠了！
李商隱有詩道：“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
還有康熙皇帝，對各地糧價漲跌幾分幾厘都要明白無誤地考查，稱之為“晴雨錄”，他說：“民仰依者食也……所以雨暘風雲無不細察。”
中國的土地還默默地承受了始於1978年的、曆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城市化浪潮。
城市，是人類家園的一部分。
城市，也是人在土地上創造的奇跡。
城市，又總是曆史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權力中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城市不僅給人巨大感、華貴感，而且給人神聖感。在中國，農民對城市的崇拜——相當程度上是盲目的崇拜——一直延續到今天。
但，總而言之，城市的發生、發展和衰落，是與人的政治、經濟活動密切不可分割的，同時又是和土地以及和土地相關的環境互為影響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城市最早也是按照“人詩意地居住在地球上”這一美好的理念建立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說：“從羅馬建城的傳說中可以看出，最初在這裏定居的是由許多（傳說有100個）拉丁族聯合而成的一個部落……”公元前754年至前753年，羅慕路斯在台伯河畔建羅馬城，並開創王政時代，公元前6世紀後半葉始形成奴隸製國家。雅典城邦建於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7世紀進入奴隸製社會。西方世界在氏族部落的末期就開始築城了。
考古證明，中國先人築城的時間大致也在氏族社會末期，地球上的人類雖然散居各地，正已由采集——狩獵而東西分途為農耕和遊牧不同的文明走向，但有時候又不知道是否出於冥冥中的啟示而做著大體差不多的事情。
河南省登封市王城崗城址遺跡，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古城堡之一，距今4000±65年。有人推斷說，這是禹王都城，也有的考古專家認為此說不確，因為這個城堡太小，城的夯土牆每邊為100米長，城內沒有宮室遺址，隻能說它是“一座築有防衛設施的一般的聚落遺址”，是為防備別族的攻打和野獸的襲擊而築造的。但，毫無疑問，它已經具備了古代城市的一般特點。
戰國史官所撰的《史本》說：“鯀作城郭。”鯀是禹的父親，禹以前就有城，這是中國氏族社會末期築城的又一佐證。禹所處的時代，則是氏族財產公有製社會向私有製的奴隸社會的過渡期，農業和畜牧業的社會大分工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有了勞動剩餘，奴隸社會便應運而生，城市開始具有階級統治的性質。
禹治水有功，在舜死後被推為“天子”。
《史記·夏紀》載：“舜帝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朝禹，禹於是即天子位，南麵朝天下，國號曰夏……”《世本》說：“禹都陽城。”陽城即今河南登封。自禹起，始有國號和都城，“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當時所謂“民”即是奴隸，衛君之意自不待言，“守民”則守住奴隸也就是守住了君王、奴隸主的財產。
城市之所以產生，城市在當時的功能和作用，《禮記·禮運篇》有極精當的記述：“今大道既隱（氏族原始公社製社會解體，筆者注，下同），天下為家（公有為私有），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利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子孫繼位、繼承是當然的），城郭溝池以為固。”
禹即天子位後，夏代十次遷都，先是從陽城遷至陽翟（今河南省禹縣）；禹的兒子繼位後又從陽翟遷往安邑（今山西省安邑縣）；啟的兒子太康被後羿趕到斟（一說為今河南鞏義市西南，另說為今洛陽以東二裏頭）；羿滅太康立仲康，仲康之子相逃到帝丘（今河南濮陽市）；相之子少康曾有中興之誌再建都陽翟；少康的兒子杼北渡黃河都原（今河南省濟源市），又南渡都老邱（今河南省陳留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