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沙柳了，它不高大，但也真是婀娜多姿的。春天割下嫩枝，去皮之後光潔滑潤，雪白如玉，用以編織籃子、筐子，還可以遠銷國外。據外貿部門說，僅沙柳編織一項，榆林縣（當時尚未改市）年外彙收入就可達100萬元人民幣！
榆林，你是到了收割沙柳的時候了嗎？
100萬元！錢的誘惑總是如此巨大。
榆林的領導卻作出了一個決定：一枝沙柳也不能砍！不是不缺錢不愛錢，而是要不得。好不容易種活的沙柳固定的沙丘，一放開砍，不知會砍出什麼樣子來，沙漠重新張狂，那不是為了錢自己讓自己毀於一旦嗎？
“為什麼不讓砍？”
“那是留給子孫的！”
就這一句話，“那是留給子孫的”，誰不心服？吃黃沙的子孫讓自己的子孫接著吃黃沙？沒有土地的子孫讓自己的子孫接著去流浪？
“你不要看現在留的是沙柳，那是留的田地，留的希望，留的家園。”
榆林人不是不會算賬，不同的是，他們知道該怎樣算賬，算什麼賬。
治好1畝沙漠，政府的補助費是1元1角3分錢。
至於投工投勞起早摸黑，榆林的農民說：“咱習慣了。”也沒有人去折價算錢。
1元錢，相當於1986年的3個綏德燒餅，4個小蘋果，5包黑市火柴。
1畝地搭草方格子的柴草，至少也值個3元5元吧？還有自己育的樹苗費，自己運到沙地的運輸費，小毛驢的草料費……“這個賬就算不清了，國家不是窮嗎？誰叫咱們是農民呢？又偏偏跟沙漠幹上了。這不，有樹了，有草了，子孫有地種，比什麼都強！”
還有另一種算法——那是一個縣長說的：
誰占便宜誰吃虧？難說。榆林、西北是窮，沙區的農民更窮，我們一天不治沙就待不下去。過去不得溫飽，現在有白麵、大米吃；享受還談不上，奢侈是不敢的。無論如何，我們把沙地治得差不多了，我們有林子了，耕地也增加了，說不定將來有一天還會往咱這兒移民呢！為啥？就為的咱們有地。
把土地留給後人，這是榆林人的境界。
榆林的農民自然不知道中國有一些所謂富得流油的地方，水、空氣已經汙染到了河裏無魚人不堪生存的地步；他們也並不了解那些地方炒地皮已經炒到快要無地可耕了。
明顯的反差提示我們，人應該怎樣生活。而不同的境界在土地上的反映，卻關係到一個地域是否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中國不少風調雨順、山明水秀之地，正麵臨著日益嚴重的耕地危機。這樣的地方，一般而言，都已經富起來了。而像榆林這樣的沙鄉，耕地卻在增長，農民的生活也不過溫飽而已。但從榆林境界中你可以看到，未來的充實和美麗。
榆林的子孫啊，你們是可以腳踏實地的。
誰富？誰窮？
離開榆林市的時候，我在市郊的魚河堡小停。榆林人常說這個地方，原先一大片沙丘連綿起伏，直逼榆林城。榆林治沙的火紅日子裏，這兒是一個主戰場，引水拉沙大會戰開始後，水把沙丘衝平了，後麵的人趕緊平整、挖坑、種樹……如今，秋風裏的林木一望無際，蕭瑟的日子就要到了，小葉楊的葉片仍然像金子一樣閃光。而公路另一側的農田防護林帶，在稻穀登場之後還是恪盡職守，屹立著，為即將越冬的農田防風，讓落葉飄散在田邊地頭。
我在魚河堡走著，找著。
我知道那些踏在春寒中的腳印，已經成為樹木的年輪，把生命托付給了大地。
我聽說榆林人特地在魚河堡留了一塊半固定的沙丘，因為現在讀小學的孩子們已經看不見榆林的明沙了，已經不知道沙為何物了，當然也不知道他們的祖祖輩輩從沙漠中走過來的曆程。那些瞳仁裏流轉著榆林桃花水的波光的孩子們啊！
你們是幸運的，你們有土地。
“應該有一個治沙博物館。”榆林的朋友議論著。
榆林人總是想著沙。
莫不是那些年吃到肚子裏的沙子，鑽到心眼裏去了？眼睛裏容得下沙子的人，看見了綠色；心坎上掂量過沙子的人，掂量出了明天。
1991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國務委員、國家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組長陳俊生，在榆林地區考察後說：
我感到特別令人興奮的是你們的治沙、治土、治理環境很有成績。全國貧困地區差不多我都去過，像你們治沙搞得那麼好，確實是頭一份。過去是茫茫沙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這是榆林地區取得的可喜成績……有了你們的典型，我們就好說話了，就是說沙漠完全可以治理，窮地方可以變富，沙漠可以變綠洲。榆林就是典型。這是對全國的貢獻，而且是很大的貢獻！
陳俊生的這一番話除了為榆林振奮，還告訴我們，在荒漠化威脅如此嚴重的情勢下，中國太需要榆林這樣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