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沙柳了,它不高大,但也真是婀娜多姿的。春天割下嫩枝,去皮之後光潔滑潤,雪白如玉,用以編織籃子、筐子,還可以遠銷國外。據外貿部門說,僅沙柳編織一項,榆林縣(當時尚未改市)年外彙收入就可達100萬元人民幣!
榆林,你是到了收割沙柳的時候了嗎?
100萬元!錢的誘惑總是如此巨大。
榆林的領導卻作出了一個決定:一枝沙柳也不能砍!不是不缺錢不愛錢,而是要不得。好不容易種活的沙柳固定的沙丘,一放開砍,不知會砍出什麼樣子來,沙漠重新張狂,那不是為了錢自己讓自己毀於一旦嗎?
“為什麼不讓砍?”
“那是留給子孫的!”
就這一句話,“那是留給子孫的”,誰不心服?吃黃沙的子孫讓自己的子孫接著吃黃沙?沒有土地的子孫讓自己的子孫接著去流浪?
“你不要看現在留的是沙柳,那是留的田地,留的希望,留的家園。”
榆林人不是不會算賬,不同的是,他們知道該怎樣算賬,算什麼賬。
治好1畝沙漠,政府的補助費是1元1角3分錢。
至於投工投勞起早摸黑,榆林的農民說:“咱習慣了。”也沒有人去折價算錢。
1元錢,相當於1986年的3個綏德燒餅,4個小蘋果,5包黑市火柴。
1畝地搭草方格子的柴草,至少也值個3元5元吧?還有自己育的樹苗費,自己運到沙地的運輸費,小毛驢的草料費……“這個賬就算不清了,國家不是窮嗎?誰叫咱們是農民呢?又偏偏跟沙漠幹上了。這不,有樹了,有草了,子孫有地種,比什麼都強!”
還有另一種算法——那是一個縣長說的:
誰占便宜誰吃虧?難說。榆林、西北是窮,沙區的農民更窮,我們一天不治沙就待不下去。過去不得溫飽,現在有白麵、大米吃;享受還談不上,奢侈是不敢的。無論如何,我們把沙地治得差不多了,我們有林子了,耕地也增加了,說不定將來有一天還會往咱這兒移民呢!為啥?就為的咱們有地。
把土地留給後人,這是榆林人的境界。
榆林的農民自然不知道中國有一些所謂富得流油的地方,水、空氣已經汙染到了河裏無魚人不堪生存的地步;他們也並不了解那些地方炒地皮已經炒到快要無地可耕了。
明顯的反差提示我們,人應該怎樣生活。而不同的境界在土地上的反映,卻關係到一個地域是否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中國不少風調雨順、山明水秀之地,正麵臨著日益嚴重的耕地危機。這樣的地方,一般而言,都已經富起來了。而像榆林這樣的沙鄉,耕地卻在增長,農民的生活也不過溫飽而已。但從榆林境界中你可以看到,未來的充實和美麗。
榆林的子孫啊,你們是可以腳踏實地的。
誰富?誰窮?
離開榆林市的時候,我在市郊的魚河堡小停。榆林人常說這個地方,原先一大片沙丘連綿起伏,直逼榆林城。榆林治沙的火紅日子裏,這兒是一個主戰場,引水拉沙大會戰開始後,水把沙丘衝平了,後麵的人趕緊平整、挖坑、種樹……如今,秋風裏的林木一望無際,蕭瑟的日子就要到了,小葉楊的葉片仍然像金子一樣閃光。而公路另一側的農田防護林帶,在稻穀登場之後還是恪盡職守,屹立著,為即將越冬的農田防風,讓落葉飄散在田邊地頭。
我在魚河堡走著,找著。
我知道那些踏在春寒中的腳印,已經成為樹木的年輪,把生命托付給了大地。
我聽說榆林人特地在魚河堡留了一塊半固定的沙丘,因為現在讀小學的孩子們已經看不見榆林的明沙了,已經不知道沙為何物了,當然也不知道他們的祖祖輩輩從沙漠中走過來的曆程。那些瞳仁裏流轉著榆林桃花水的波光的孩子們啊!
你們是幸運的,你們有土地。
“應該有一個治沙博物館。”榆林的朋友議論著。
榆林人總是想著沙。
莫不是那些年吃到肚子裏的沙子,鑽到心眼裏去了?眼睛裏容得下沙子的人,看見了綠色;心坎上掂量過沙子的人,掂量出了明天。
1991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國務委員、國家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組長陳俊生,在榆林地區考察後說:
我感到特別令人興奮的是你們的治沙、治土、治理環境很有成績。全國貧困地區差不多我都去過,像你們治沙搞得那麼好,確實是頭一份。過去是茫茫沙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這是榆林地區取得的可喜成績……有了你們的典型,我們就好說話了,就是說沙漠完全可以治理,窮地方可以變富,沙漠可以變綠洲。榆林就是典型。這是對全國的貢獻,而且是很大的貢獻!
陳俊生的這一番話除了為榆林振奮,還告訴我們,在荒漠化威脅如此嚴重的情勢下,中國太需要榆林這樣的典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