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張加旺是個新人，沒有病痛，沒有骨瘤，平地插鍁，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挖，除了沙還是沙，張加旺說再往下挖肯定有水。牛玉琴的心裏針刺一般，她看見丈夫掉下的汗珠是黃的，黃豆那麼大，叭叭地掉。都說沙地不存水，張加旺愣把腳下那一堆荒沙用汗水打濕了。
挖到三丈多深，張加旺一聲喊：“有水了！”
張加旺再一次病倒後的診斷書上寫著：骨癌。截肢後，張加旺不肯再住醫院了，由牛玉琴背著，坐上了回家的長途汽車。張加旺是頑強的，牛玉琴把眼淚咽回去，夫妻倆說，萬畝荒沙的最後的沙地栽上樹，就變萬畝林了——那些樹木將要支撐起一方新的天地，那些綠色將要庇蔭子孫，那些果子將要以香甜的乳汁去滋潤所有的有信心和沒有信心的人。
最後的沙地留給牛玉琴了。她總是起早摸黑地挖呀、栽呀、澆呀，誰也說不清這個女人的精神和力量是從哪裏來的，沒有抱怨，沒有歎息，甚至連喊一聲“累”都沒有。隻有張加旺騎著驢子到荒沙地上看她的時候，她的眼圈才會濕潤，“加旺，你來幹什麼？”
“送點水，陪你說兩句話。”
這個片刻，牛玉琴會陪著丈夫坐下，荒沙都已經栽上苗苗了，下一個春天到來時，就會有星星點點的綠色。萬畝荒沙現在是平靜的，春天正是鬧風沙的季節，咋就沒風沒沙了呢？
張加旺第八次住院，再由牛玉琴背上長途汽車回家後，便與世長辭了。
這個毛烏素沙漠的兒子，安息在生他養他的大地深處，時年40歲。這是張加旺和牛玉琴一起種樹的地方，原先的荒漠現在有了林帶和青草，如是秋天，還有向日葵、糜子以及粉紅色的蕎麥，簇擁著簡單的墓地。
墳上有一個十字架。
從十字架上望出去，綠色已經漸顯濃鬱，流沙安定了，土地回來了，家園穩固了。靖邊的一對農民夫婦和一群農民一起，用5個年頭1800多個日日夜夜，讓萬畝荒沙變成了萬畝林子，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驗收、查證，這萬畝的確切數字，應是11027畝。
如今，牛玉琴又在另一處沙窩裏種樹了。她常常走到張加旺的墳頭，看看加旺便又去種樹了。來來去去踏出的那一條小路上，有秋風中的落葉打著旋兒，載著陽光，那陽光也打著旋兒，金燦燦地落在地上。
從靖邊穿過橫山到榆林市，我在無定河穀中穿行，一次又一次讓車子停下。與其說無定河兩岸河灘上的稻穀吸引著我，還不如說我在驚訝中真假莫辨。越靠近榆林市郊，稻田越多，正是金秋十月，我在想這是到了陝北榆林呢，還是回了江南故裏？
銀川，曾經在榆林造林治沙30年的林業部三北局局長李建樹告訴我，我現在所走的路線正好是榆林地區的風沙線，榆林沙區東西長420千米，南北寬12～126千米，總麵積1.9萬平方千米。榆林地區為沙漠化所危害的縣市有定邊、靖邊、榆林市、神木、佳縣，共有荒漠12862萬畝，其中榆林市獨占了860萬畝。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末，榆林市——當時的榆林縣——仍是聞名的沙海沙鄉。城內黃沙鋪道，城外沙堆高過城牆。至於城郊農村，則更是流沙滾滾。縣城即現在榆林市城區被風沙趕著，一路南遷。榆林的麵前擺著兩條路：不是在黃沙中埋沒，就是治沙種樹，重建家園。
曆史告訴我們，榆林的沙漠化是人為的，是千百年來墾荒、破壞植被的結果。這個過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在陝北高原設9郡39縣，並明令新墾荒地5年不納稅。墾荒者紛至遝來，到公元742年時，已有15萬之眾。為了逃稅，墾荒的農民一到5年就棄耕，另擇草原，砍樹挖草種糧食。
曆史愈是接近近代，榆林的土地便愈加荒涼。
元、明、清600多年，到清朝壽終正寢，榆林地區所留的草地“僅十之二三”。公元1713年，全國人口激增，糧食供應吃緊，康熙皇帝詔定“開放蒙荒”，並特準漢人越過長城墾殖。到道光三十一年（1840）時，《榆林府誌》記載道：長城沿線的榆林、神木、橫山、佳縣原有農民村莊為3300個，而跨過長城墾荒者的聚居地則為1515個。
從此，肥美的草地消失殆盡。
從此，滾滾的荒沙洶湧而入。
榆林市，這個飽經風沙的曆史名城，你如今的重重綠蔭，稻穀飄香，柔滑光潔的桃花水，你的豆腐你的稠酒，以及城裏城外孩子們的笑聲，是何等的來之不易。
這是一個幾乎要被沙漠占領的城。
這是一個已經到了沉淪邊緣的城。
這是一個曾經人人談沙色變的城。
也許正是這惡劣的生存環境，使1949年以來的每一任領導都把治沙放在首位，並且把“不種樹，不治沙，我們就活不下去，子孫後代將沒有立足之地”的憂患意識代代相傳。有了生存的緊迫感，有了為子孫留一塊地的責任感，一棵樹一棵樹地種，一畝沙一畝沙地治，縣長換了，縣改市了，市長又換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沙埋的土地窮困的人，交班先交已經治了多少沙地，接班先接還有多少荒漠要種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