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平原中南部，戰國時代人口眾多，開拓桑林草原曾使這一片屬於古代宋國的土地繁榮一時，同時也有了“宋無長木”的記載。到公元前2世紀末葉，山東山地丘陵西麓，森林砍光伐盡，“頗有桑麻之業，已無林澤之饒”了。
古籍上的這一記載中，可以令今人深思的是一個“業”字和一個“饒”字，有業無饒，有農桑之業無林澤之饒，已經延續至少有兩千多年了。
黃土高原的隴東、陝北、晉西北及寧夏南部、內蒙古毛烏素草原（如今已成沙漠——筆者附識）一帶，古來一直是農牧業交替變動的山林草木肥沃之地。秦代以後不斷向這個地區移民屯墾，漢代最甚，使這一帶的森林、草原植被幾乎被掃蕩而光，到明朝時不僅平原沒有棄而不耕之地，就連山區坡地也已開發耕種，成為梯田。公元1598年，即明神宗萬曆十五年，在雁門三關以南的山西鎮及陝西都司屯田二十多萬頃，萬曆二十年又在延綏鎮屯田四萬八千多頃。處在呂梁山區的山西永寧——今離石區等地——所屯之田“錯列萬山之中，岡阜相連”，有的更是“鋤山為田”。從永寧到延綏，“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
山西蘆芽山西邊的興縣，到清代中葉仍有大火燒山墾荒播種的記錄。
《明史》《清史》及相關典籍中的這些記載表明，歲月越是接近現代，中國的環境壓力便越是嚴重，森林、耕地與人口的危機，開始籠罩中國的時光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紀。
如果說毀林屯墾還是為了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的話，曆朝曆代帝王大興土木營造宮殿、禁苑、官衙、宅第，則完全是為了統治者與權貴們的奢侈享受了。
秦始皇滅六國後在鹹陽建阿房宮，共征集70萬人為其砍伐蜀、楚等地的林木，有杜牧詩為證：“蜀山兀，阿房出。”洛陽是東漢魏晉諸王朝的故都，幾度繁華幾度戰亂，多次淪為廢墟，又多次重新興建。北魏遷都洛陽時仿照舊製另建新城，其規模之宏大，為當時中國乃至世界所少有。隋唐兩代長安的建築又超過洛陽。這些木材架構的輝煌，使唐朝時寶雞、眉縣、周至、戶縣等地的山林相繼倒地，並且波及岐山、隴山和當時的嵐州（今嵐縣）、勝州（今內蒙古）一帶。岐山不高，但林木茂盛，到北宋建都開封時，岐山已無木可伐，便遠走長沙、衡陽、道縣、零陵、常德、澧縣采伐杉、楠、樟等珍貴木材。北宋王朝把開封建成了世界首屈一指的都市，而砍伐之風及木材生意也達到前無古人的程度。據記載，北宋建國之初，到秦隴之間采伐木材的人絡繹不絕，私采私販之外，官采的樹木每年在萬株以上，開封城內美木良材一時堆積如山。
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從公元1416年開始在元大都的基礎上再造北京，光是紫禁城大內之地便修造了4年，於1420年大體完工。為了從江南采得名木，“以十萬眾入山開辟道路”。山西北部雁門、偏關之間長城附近是當時北方邊防要地，山高路險，林深草密，明初到了“人鮮徑行，騎不能入”的程度。到了明代中葉，濫伐之風盛行，從北京的達官貴人到駐守邊關的將領士卒乃至當地居民，群起砍伐，“百家成群，千夫為鄰，遂之不可，禁之不從”，明王朝對森林資源完全失控了，僅僅是每年販運到北京的木材就超過100萬根！
筆者在《中國：另一種危機》中寫過，現在我要再一次地重複這兩句話：
中國農耕文明的曆史，就是伐木開荒的曆史。
中國封建王朝的曆史，就是名木堆砌輝煌，然後再毀於一旦的曆史。
在近代，中國人已經淡忘，相當一部分年輕人漠然無知的國恥之中，森林資源的被掠奪也是觸目驚心的。你不能不承認，掠奪者的強大有時也體現在為他們自己國家利益的長遠目光上；而被掠奪者的腐敗無能如中國的官僚，在一根根刀砍斧劈的樹樁上，留下了不可推諉的恥辱柱。
17世紀中葉，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割去我國東北邊疆150多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強占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廣大的森林資源，同時，又把黑龍江南岸沿岸十多千米範圍內的森林砍得精光。
20世紀初，沙俄在東北修建中東鐵路所用木材、機車燃料、數萬名鐵路工人的燒柴，全靠砍伐鐵路沿線的森林供給。與此同時，趁機而來的日、俄、英、美、瑞典等國的木材商也撲向東北大森林。是此浩劫的結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