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的早期工程，司馬遷所記最為可信，即除水患、利行舟，“有餘則用溉浸”。不少論家忽略了這句話，尤其是“有餘”二字。所有的水利工程都不可能是萬世永固、一勞永逸的，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把話說絕了。兩千多年來，都江堰在“歲修”“穿淘”的漫長過程中，又融進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而堰工爭議達600多年，集中在遵古而竹籠卵石呢，還是更新以砌石鑄鐵？拈得幾例，以饗讀者。
都江堰渠首結構原為竹籠卵石，從元初起為減少歲修工程量，便有人建言改為永固的磚石結構，但履行其事的是元末吉當普，力排眾議以砌石貫鐵完成了此一變革。到明代中葉，雖砌石貫鐵，分水魚嘴也已經有了損壞殘缺。正德八年即1513年的水利僉事盧翊力主改用竹籠卵石維修。嘉靖十三年即1543年，水利僉事阮朝東堅決站在盧翊一邊，痛斥“後世乃有好事者，謂歲一修治之煩，始廢竹簍”。與阮朝東同時代的張彥杲卻和阮朝東意見相左，作出了鐵樁貫石、鐵錠聯合的結構設計。此後另一水利僉事施千祥在1551年春，成功地建造了鐵牛砌石魚嘴的改建工程。讚同者認為，“物與水敵，其重必克”。幾十萬顆卵石於竹籠之內雖然很重，卻不能如鐵一般鑄合。更有名陳文燭的認為：假如一切都以師法古人為正確，那麼大禹治水時的工程為什麼都不存在了呢？
鐵取代卵石是隨著煉鐵技術的發展而不可阻擋的，但，以為鐵結構的工程可以“一勞永逸”，卻是一種明顯的幻想了。
在大自然麵前，任何一種人為的技術結構都是有缺陷的。到清代，鐵石結構的弱點暴露，否定的意見漸漸興起。康熙時巡撫杭爰認為，治水一定要順應自然，“行所無事”。何煥然在《深淘灘低作堰論》中說：“自南宋以來，曆元迄明，或甃石，或鑄鐵，紛更多事。”可是“防水之法愈密，而水勢愈橫；治水之費愈增，而水患愈熾”。王昌麟在《都江堰水利說》中，分析了六字訣的科學性，認為“一勞永逸”的治水思想不可取。這一時期，都江堰的鐵石結構已不複存在，所采用的還是傳統的竹籠卵石工程。
光緒三年，即1876年，總督丁寶楨因為灌區連年缺水，便力排眾議，以砌石再改造渠道工程，次年竣工。但，洪水到來時便衝毀了部分工程，丁寶楨被各方指責並獲朝廷處分。水利同知承厚在《請複簍堰舊製稟》中，有一段話甚為精彩：
石堤雖堅，能剛而不能柔，水激之其力更猛；竹簍雖陋，能泄而不與敵，水遇之其勢可分。石堤撼則全局無存；竹簍頹而罅漏可補。況石堤資於匠作，工既巨而易傾；簍石取自河灘，民不勞而易就。
看來這個世界總是時移勢遷，況且已經到了19世紀臨近末葉。清末水利委員趙世銘在《堰工利病書》持論又有不同，他以為，都江堰自古至今無歲不修，“岷江長此終古，則蜀民負擔亦將與此終古”。他說丁寶楨砌石修堰本無大錯，“所惜者，以最大之工程，促以最短之時間”，質量因趕工而受影響。如果“寬以時日”，結果或會大不一樣。
趙世銘的結論是：“自古無一定不易之法，世界有推陳出新之機。”
也許，人們別無選擇。
但是，來到都江堰的，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這蒙蒙細雨，卻為尋不著竹簍卵石而遺憾。這遺憾中自然也有這樣的困惑：原始的便一定是落後的嗎？
有清一代關於都江堰水利的爭論，甚至鬧到再造礁石的程度，極為有趣。
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岷江洪水漫卷，都江堰的部分工程被毀，冬季歲修，成都道觀察何鹹宜督理工程。因內江左岸三道崖山腳有尖石橫亙水中，木筏漂送常受衝擊，甚至筏毀人亡。在木商請求之下，何觀察同意在歲修時，把三道崖山腳礁石鑿去。
7年之後，繼任者黃雲鵠認為，都江堰的一山一水均不能擅自改變，以免影響水流，不然當年李冰為什麼不去修鑿？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洪水果然衝塌離碓一角，影響到伏龍觀廊柱安全。灌縣知縣胡圻籌糧捐款，在離碓崩塌處建一樓以觀水勢，大木橫排，鋪石築土，但“恐離碓仍難永固”，主張恢複三道崖原貌，再造已毀之礁石。
如何補崖如何再造，未見詳述。
但水利同知劉廷恕認為，補崖造礁，“豈人力果可奪天工耶？”確實，人能夠毀壞天然，毀壞之後的修補或再造，便都不是天然的了。因而這位水利同知主張“費金無益，智者不為”。
還是那個趙世銘，不但肯定鑿崖之舉而且認為鑿得很是不夠：“宜大施斧鑿，鏟去崖角，使河麵開展，水勢紆徐，不獨桴行無沉沒之苦，即大堰亦能免潰決之患。”趙世銘並且感歎道：“人情蹈常習故，即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