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河渠書》載：“蜀守冰（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饔其利。”漢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司馬遷趁由長安出使四川、雲南的機會，遊都江堰，又據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遊都江堰》一書，認為司馬遷“這位大名鼎鼎的史學家，是古堰的第一個旅遊者”。《史記》所錄未必都是司馬遷親曆、親察，但對戰國水利家李冰率眾修鑿的都江堰，卻是親訪所記。
都江堰修建於戰國晚期秦昭王時，李冰為蜀郡郡守任上。
李冰修造都江堰的過程以及都江堰本身，無不透著自然哲學的靈智與神妙，一個鮮有史家提及的問題是：在2200年前，李冰是怎樣得到啟示和力量的？
都江堰沒有取“攔河築壩”“集流引灌”的辦法，而是“無壩引水”。其主要工程為鑿離碓，就是鑿開一個引水缺口，寬20米長40米，是引水進成都平原的咽喉，後人稱之為寶瓶口。神秘的是，根據2000多年的實地測量，不管岷江洪水多大，進入寶瓶口的流量決不超過每秒800立方米。其二是“壅江作堋”，即建一個大分水堤，也稱分水魚嘴，取分流法，使岷江成為內江和外江，內江引水，外江排洪排沙，達到分洪以減災，引水以灌溉。水利上的分流與集流影響到治理黃河的決策，爭論了1000多年，現在還在爭論，唯都江堰分流之法解決得近乎圓滿，因乘勢利導也，而不是動輒截流築壩、封支強幹。其三是在寶瓶口下開鑿並拓寬郫、檢二江，再按一分為二、二分為四類推，分解出無數渠道，使岷江激流溢洪之後成為安瀾細水自流灌溉著整個成都平原，人稱“飛沙堰”。即便在人們引為自豪的握有現代科技的今天，看2200年前的都江堰仍然是不可思議的，“雖然並未建立高壩高閘，采用無壩取水，卻能灌溉萬頃良田，‘天神縱有閑針線，難繡西川百裏圖’”（《都江堰與李冰》）。
我們不能不佩服李冰以及那個時代眾多的治水者。
你看分水魚嘴把不馴的岷江，巧妙地分為內江和外江了；你看飛沙堰既飛沙又溢洪，並且流進萬畝農田了；你看寶瓶口總是穩當而精確地控製著水量，仿佛是一個總體調節中樞所在。當我為之讚歎不絕時，水利專家的提醒更使我驚訝莫名：都江堰的最奇妙處，便是古人設計創造了一個今人也不得不歎服的係統工程。當分水魚嘴、飛沙堰、寶瓶口成為一個係統之後，就具有了超過各自自身的功能，互為依存、互相聯係、互助協作。“一個工程係統的最根本的結構原則，就是必須具有工程與自然的一致性，即所謂乘勢，其次是工程各部分的一致性，始能利導。”
善哉！此言。
李冰不會想到，2000年間，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中，中外水利專家紛至遝來，而對都江堰竟無不語塞良久。經過勘查、測量、論證，後來便總結出正麵取水、側麵排沙、二級排沙、動平衡原理等科學技術性很強的經驗。但，就都江堰本身來說，它隻是：乘岷江之勢，與岷江默契之後，分水排沙；都江堰工程按照現代的眼光看，從結構到材料，相對來說都是簡單的，但，它使中外學者驚奇之處，便在於：它簡單地“使引水與排沙在時間上統一，在空間上分開”。
或許，科學如同真理一樣，其本質本來就是簡單的。
然而，技術時代卻把人引進了複雜的死胡同。
對李冰而言，還有同樣簡單的六字訣傳之後人：“深淘灘，低作堰”，及“遇彎截角”“逢正抽心”，等等。
不能不想到黃河，我們頭頂上的天河，不淘灘，高築堤。
《華陽國誌》載李冰刻三個石人“立三水中”，是都江堰最早的水情標誌。《宋史·河渠誌》中已有明確的“水則”記載，也是從宋代開始定有“穿淘”的歲修製度。“歲暮水落，築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則役工浚治，謂之穿淘。”並且規定：“凡堰高下、闊狹、淺深，以（致）灌溉頃畝、夫役工料及監臨官吏，皆注於籍。歲終計效，賞如格。”宋開寶五年，宋太祖並勒石重刻“深淘灘，低作堰”六字訣於灌口江幹。而曾使我流連忘返的都江堰李冰廟前石壁上的“深淘灘，低作堰，六字旨，千秋鑒”等語，為清同治十三年灌縣知縣胡圻撰寫，32年後刻石的。
一個千載不朽的工程，除了建造者以外，還需要比建造者多得多的人去維修、愛惜，倘不，都江堰便早已是亂石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