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鐵術的發展，使美索不達米亞人很早就建立了城市，當時巴比倫城不僅有石板馬路，還有地下水道。新巴比倫城牆為三道，共有300多座塔樓，100多座城門。城門的橫梁和框架都用銅鑄造。城中最高的建築物是始建於公元前3000年的巴別塔，最奢華的是尼布甲尼撒國王為其寵妃修建的人造山頂上的空中花園。這一切，連同新巴比倫城，均為當時世界之最。
巴比倫是注定要毀滅的，因為它奢靡。
美索不達米亞泥板是注定要不朽的，因為它沉默。
這就是曆史的選擇——
隨手毀棄了物質。
精心保存了文化。
關於這一點，梁啟超有精辟的論述：
中國“千門萬戶”的未央宮，三個月燒不盡的鹹陽城，推想起來，雖然不必像現代的紐約、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別體麵處。如今哪裏去了呢？羅馬帝國的繁華，雖然我們不能看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隻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又都往哪裏去了呢？遠的且不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派勢，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哪裏去了呢？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底脆薄得很，霎時間電光火石一般發達，在曆史上原值不了幾分錢。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據，我用佛典上的一句話批評他：“說為可憐憫者。”
世界另一個古文明的發源地印度次大陸，是一樣迷人而又使探求者眼花繚亂的。它的極為複雜的地形、地理條件的懸殊，會使人困惑不解：文明的腳步是怎樣在這塊次大陸上蹣跚而行的？它北枕喜馬拉雅山，南接印度洋，東臨孟加拉灣，西瀕阿拉伯海，在這天然封閉的地理環境中，如果不是兩條大河的奔流、貫通、孕育，又怎麼談得上印度古文明的發生和發展呢？
而這兩條河，它的萌生地，它的源頭，是有著足夠高度的，並且是氣勢不凡的——西北部的印度河發源於岡底斯山流入阿拉伯海，中北部的恒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南坡流入孟加拉灣。
史書所說的印度古文明，便發生在印度河與恒河形成的土壤肥沃、氣候濕潤的衝積平原上。
印度的人種與民族和印度的地理環境一樣複雜。
印度社會等級森嚴的種姓製度，會使人想起印度大地上的高差，嶙峋地聳峙，無奈地低落。
從某種意義上說，印度是一個龐雜的仿佛是造物主漫不經心地隨意擺放而成的一個國度，它從未有過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它一任大小王國林立，它連統一的語言都沒有，各部族使用的方言超過150種。印度次大陸本身就是世界三大人種——尼格羅種、蒙古人種和高加索種——的交會處，再加上外族入侵和殖民統治，印度之人種繁多血統複雜，有“人種博物館”之稱。印度人的種姓等級由高至低為：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即僧侶，此一種姓頗有點中國時下常說的“上層建築”的意味，從事的是文化教育和祭祀活動；刹帝利即武士，除了打仗還擔負行政管理；吠舍即平民、經商者；首陀羅便是所謂賤民，從事農業及手工勞動。種姓世襲，且不同種姓之間不得通婚，高貴者萬代永續不移，低賤者累世不得翻身。看起來，這在今日之世界既很特殊也很可怕，但印度又是人口最多的議會民主國家，聖雄·甘地則是所有不同種姓的印度人心目中不朽的精神領袖；而恒河，不僅是印度教徒，幾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視之為聖河。
印度可以且應該為佛祖釋迦牟尼而充滿自豪，關於釋迦牟尼的傳說，他的出家、過河、坐悟，他和他的菩提樹，不僅整個亞洲乃至世界各地都在傳揚、生根。
佛陀時代（公元前563年至前483年）也許是印度文明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獨特時代，各種寺廟，各種傳經、講道，各種宗教，各種宗教中的各種派別，沒完沒了地坐而論道，激烈而有禮貌地辯論，是印度宗教文化中的一件大事，靠的是知識、學問、辯才、以理服人，為什麼如此津津樂道？為的是來世，而今生並不重要，他們並不看重現世的物質需求，總是在求索來世之學，用梁啟超的話說，“為的是宇宙真理”，“人類應做的事業”。
宗教在印度大行其道，有數不清的各教各派的經卷，最常見的思想是善、靜與忍。盡管到20世紀末，這個世界是有神的還是無神的，創生的還是進化的仍然莫衷一是，但，我們不能不對人類先賢創立宗教的探求表示欽佩，因為他們在精神層麵上對世界善與惡的區分，以及積善修行以為來世、為眾生的終極關懷，仍然充滿哲理和大慈大愛的人情味。